(八十年代的中国的个体户)
那年，刘桂仙47岁，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无忧无虑，为人老实。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在1980年的秋天采访了她。他写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而刘桂仙——一个担心儿子未来职业的母亲——在这年的10月刚开张了她的“悦宾饭馆”，她的饭馆是20多年来北京第一个私人经营的饭馆。开始的时候，这个饭馆的条件还比较差，只有一间房子，三张桌子，这间31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原来家庭的堂屋。
刘桂仙开办这个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她的丈夫向人借了100元，她则用掉了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给了她500元，作为经营费用。对于刘桂仙来讲，一个巨大的障碍是要通过一些政府官僚的迷宫，她说：“开始我们对该不该申请营业执照拿不定主意。”但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老朋友劝她去申请。刘桂仙花了6个月的时间通过了政府拖拉的公事程序，她的店终于在10月7日开业了。
刘桂仙是因为两个待业已经2年的儿子才决定自己开饭馆的。多年以后，在被问起为什么开饭馆的时候，她这么说：“嗨，就图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吃上饭。”根据合众国际社记者1980年的记载，刘桂仙用着中国北方传统的魅力接待顾客，这家翠花胡同里的饭店被粉刷一新，饭桌上铺着新的塑料布，地板是水泥的，整个屋子闪耀着霓虹灯。但是合众社记者去的那天，电冰箱还未运到。刘桂仙对记者说，总有一天她能在天花板上装上电扇，用椅子取代木凳，桌上换上新的台布。
刘桂仙能烹调70多种不同的菜，包括一些名贵菜如熊掌、燕窝之类。不过她最擅长的还是鸭类，她能用鸭子做出八种不同的菜。刘桂仙清楚记得开张第一天的原材料是用置办家什剩下的36元钱买的4只鸭子。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刘桂仙头一天上的全是鸭子菜。她的老伴郭大爷至今也还记得开业那天的情景，下班回家，一进胡同全是人，这甚至让他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进家一看他才知道原来都是来吃饭的，菜卖光了人都不肯走，挤在门口的顾客也只得站着吃，因为桌子太少。
饭馆吸引了许多顾客，开张的第一天据刘桂仙回忆是220个顾客，另外还有100人订饭，第一天打烊，她已经收到了130元。显然，饭馆的生意要比原先预计的好得多。有位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前来参观悦宾饭馆，等了很长时间还眼巴巴地在店里坐着，刘桂仙只得赶紧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这位日本记者竟吃了两大碗。
刘桂仙的饭馆菜很便宜，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一汤一菜只要48美分，而在当时政府办的饭馆，一般要60美分才能买到。刘桂仙后来回忆到，“自己那时候没有经营头脑”，当时记得一大盘鸭子卖6角钱，鱼香肉丝6角钱，用鸭架子做的白菜汤才卖1角8分钱。甚至原材料涨价了菜价也没变。做一桌席，开始定的标准是每人7元钱，鸡鸭鱼肉大虾海参什么都有。来吃饭的外国人都觉得菜过于便宜了，说那样刘桂仙就赔了，他们在国营饭店吃饭的价格要比“悦宾”高很多。
20多年以后，刘桂仙这开张的4只鸭子就会变成千万资产，她还坐上了“奥迪”，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她的孩子们也分别开起两家饭馆、一家木器厂和一家古玩店。“我这辈子没白混，小饭馆养了4代人，坐上小汽车，住上四合院。”刘桂仙后来这样说。二十多年中，刘桂仙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体工商户”，2002年又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市先进个体工商户”。
不过，1980年的她最担心的还是“政策”会变，自己则被当成“出头鸟”一枪打死。但到了1981年的春节，她的顾虑总算是放下了。这年的大年初一，姚依林、陈慕华两位副总理来到了刘桂仙的悦宾饭馆。刘桂仙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姚依林和陈慕华在饭馆里坐了很长时间，他们先是把小餐馆视察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姚依林在看了餐馆的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顾着做热菜，还要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这样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他们走后，刘桂仙足足放了半小时2麻袋的鞭炮，就在这一年，刘桂仙还在悦宾饭馆不远处又开出了一家更大的饭馆——悦仙餐馆。
刘桂仙日后还创建了洪喜木业公司，并且还成为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她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个体户代表载入史册。
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体户都像刘桂仙这样一帆风顺，这年7月12日在上海开张的味美馆就是如此。
这年陈贵根26岁，他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1974年由农村病退回到上海。在4月份的时候，他向静安区工商局申请作为个体户开店经营酒菜业务，6月18日得到了批准，这是上海市个体饮食业的001号营业执照。参加筹备的除了陈贵根，还有他的二哥、嫂子和未婚妻。他们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块钱，置办了电冰箱、电风扇和一些家什、餐馆用具。他们的店面是自己住的一间20平方米住房，里面很小，只能放下4张小桌子和16把椅子。7月12日，味美馆开业了，生意非常好，甚至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来参观和用餐。据《文汇报》这年8月的报道，这家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每月获利相当可观。”
不过对这家店该怎么看，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议论。一些人认为这虽然是合法的，但是他们的收入太高，让这些人先富裕起来，“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要允许自找出路，但个体户的规模、范围、管理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研究”。
陈贵根的二哥叫陈云根，是一家国营饭店的厨师，他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的弟弟陈贵根的。有人质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第二职业？”静安区饮食公司的人也说，陈云根“白天像条虫，晚上像条龙”，这对国营企业职工影响不好。房管所的人也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则认为，这个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甚至静安区工商局的人也觉得“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因为批准他们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他们竟大干起来”。
事实上，陈家还算得上是饭店世家。陈家是个大家庭，陈贵根有5个兄弟，3个姐姐。建国前，陈贵根的父母就在“味美馆”的所在、自家三层住宅的底楼开过“顺鸿兴面饭馆”，“顺鸿兴”顾客盈门，还为对门中国红十字医院的医生送过外卖。1958年，“顺鸿兴”公私合营，饭店关门，他的母亲去了国营饮食公司工作，父亲则开了一家烟纸店。在文化革命中，小业主“成分”的陈家被抄过家，陈贵根的哥哥陈福根还因为无人管教而成了社会上的混混，于1968年和1978年两次入狱。
在1980年10月，陈贵根和他的一些家人还被专车接到北京，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但不久，陈贵根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了。味美馆出生才3个月，就被吊销了执照。1981年4月，陈福根出狱后，味美馆又重新开张，但陈贵根此时已无心经营，急着想把营业执照退回去，陈福根便顶替陈贵根成为了新一任业主。但到了1982年底，为配合隔壁医院的改建工程，“味美馆”又被迫暂停营业，医院每月补贴饭店500元。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在1983年初又因为盗窃罪被抓，这次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在万体馆的公判大会上，味美馆的老板陈福根被判处无期徒刑。
陈福根在1991年时被减刑至有期徒刑18年(从1991年算起)。1997年4月，他获准假释。自他被抓走后，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味美馆一直没有开门，尽管它的身边，已先后冒出了四五家个体饮食店。1997年10月10日，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到了21世纪，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小饭店鳞次栉比，“味美馆”置身其间，招牌斑驳，已不再引人注目。
这年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诸多报纸，连香港的《大公报》都说，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一家个体理发店的店主刘万春，甚至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这年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北京的乔天民，居然躲过了文化革命时的检查，他和他老伴的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居然坚持营业了20多年。现在，《人民日报》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则把三台缝纫机抬进了本来就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的经济学界在这年的夏天举行了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理论家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此时在上海和辽宁等地，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的时候，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等地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在福州，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其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不过，他们还需要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并且，他们还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
现在甚至在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都可以见到到云南来做生意的外乡人了。这些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这些千里迢迢来做生意的人让当地人感到很好奇。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缝鞋的机器此时大多已是浙江生产的了，因为这些产品在浙江很便宜，据说社队企业就可以生产。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要若干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做着小生意。不过，此时温州乐清的百万电器营销大军已经悄悄地走向了全国。
个体户的确是为民众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一些人就向媒体投诉说，上海外滩一带出现了一些强拉硬卖的小贩，“要求有关部门制止这种恶劣行为。”
一位上海市民陪同一位外地来沪的亲戚在外滩游玩，刚走到福州路外滩江边，一个中年人就上来从他胸前的口袋里取下了钢笔，对他们说：“同志，请给三角钱，刻个字留念。”尽管游客说不要，中年人却面孔一板，拿了钢笔就走，并且说；“那就对不起了，这个你也不要了。”游客无奈只好“字不刻了，给你一角钱。”这样方才作罢。也是在这个外滩，6分钱的《上海市交通地图》被卖到2角钱，并且总是有人会强拉硬卖地给你拍照片。外地游客甚至感慨到“想不到上海竟有如此敲诈勒索的人！”
但无论如何，个体户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是个体户，在这一年，自由市场也越来越多了。
[稿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