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夜里看雪飘过
昨天上海的雨下的很大，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还是无奈地冒雨出差到一个浙江小城市：义乌。由于在这里业务方面进展的不顺利，我的心情也渐渐变的跟义乌的天气差不多，于是，晚上，很自然地我又打开我的博客耕耘一番。
首先，我来比较一下我非常熟悉的两个城市。身在义乌，我当然要介绍一下义乌。义乌是浙江金华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面积一千平方公里左右，本地人口七十万（加上外来人口也不过一百来万），所以，我在文章开头称其为“小城市”一点都不冤枉她。另一个我要说起的城市就是武汉，一个我生活学习了四年的城市。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中国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面积八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万，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镇，战略和经济地位都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城市联系起来并作比较呢？因为，二者都有一条闻名全国的商业街。
大名鼎鼎的武汉汉正街是汉口镇上的一条“正街”，其得名由此。 在明末清初时候，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萌芽之际，汉正街便是华中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就是说其繁荣景象的，至今已有500年历史了。改革开放初，汉正街又率先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放小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之路，“汉正街模式”也一度风靡全国，而此时，浙江中部地区的贫困县义乌，才刚刚有小商品摆上露天地摊。曾几何时，义乌人把汉正街人当师傅来膜拜，来学习，作为赶超的对象。到了九十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市场逐渐取代了汉正街的地位，成为了全国小商品市场的龙头老大——这也正是我每次在义乌坐出租车时司机最津津乐道的。
我看过湖北电视台的一次关于“开发中部”的研讨会，一位学者说： 现在的汉正街比起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是量差，是级差”！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汉正街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集散功能迅速增强，享有“买全国，卖全国”之美誉。但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大新兴市场的兴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汉正街市场的辐射范围逐步萎缩，大多数商品只能销往周边省市，正在退化为一个区域市场。 记得刚到武汉读大学的时候，没几天便和朋友们兴冲冲地跑到久仰大名的汉正街去买衣服。可到了以后却对眼前的场景大失所望，拥挤、杂乱、人车混杂，不过，衣服档次不高，有一些价格比较低廉——作为学生的我能买得起，感觉很开心。然而，义乌市场却巧妙地利用区域后发优势，从区域市场一步步发展起来，直到现在的“买世界、卖世界”。我去小商品市场采购过，里面的秩序相对汉正街来说确实要强许多，非常规范。
二者位置互换，形成如此反差的原因何在？专家、学者、教授、权威、资深人士、政府官员、成功人士、评论家们纷纷各抒己见，有的说客观原因造成的，义乌的发展环境优于武汉；有的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义乌政府全力打造的一个品牌，而汉正街缺少政府扶植；有的说，义乌正巧碰上了发展的机遇并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武汉直到去年才赶上了中央的“开发中部”；等等等等。见仁见智，各种观点都有些道理。
我想就自己跟义乌人、跟武汉人打交道的经历谈谈自己的看法。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小商品市场和汉正街的命运上同样合适。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水土养育了不同地域性格的武汉人和义乌人。我印象中的武汉人比较“冲”，同时也有点“自大”，以前在武汉读书的时候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就形象地说明了武汉人的性格。一个经营者，首先要志高远大，摒弃“过小日子”、“小富而安”的心态，而应居安思危，富而思进，与时俱进。而浙江商人给我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们敢做敢想，有时候甚至胆大的过头。有一种说法是，当今中国浙商70%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但就是这么一群人，却不断创造出举国瞩目的商业奇迹。浙商的代表有两个群体：温州商人和义乌商人。前者就不用说了，其“炒X团”现在可谓是“大名鼎鼎”，温州商人走到哪儿，哪儿刮起一阵投机风潮。义乌商人跟温州商人身上有太多类似的东西，极具侵略性，也就是所谓的“胆子大”，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我是有“切肤之痛”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正是义乌人和武汉人在经营性格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汉正街命运的迥异。
当年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地处浙江省中部贫困山区，先天不足，但义乌人穷则思变，创业初期，就把汉正街作为赶超目标，而走的却是与汉正街完全不同的道路，义乌从一个偏僻小县逐步走上了国际大舞台。 义乌创新求变意识更强。抛开事情本身的道德规范不讲，仅就经营理念而言，义乌商人确实有起独到之处。而汉正街的经营者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大部分离开了汉正街，另谋高就。这可能也是汉正街市场萎缩的原因之一。
对商业操作运营这一领域，鉴于本人的专业知识非常有限，只能写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