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
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记者：我们留意到您去年9月曾发表《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论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那对于现在这场“思想解放”与30年前的那场思想大解放，您认为有何异同？
俞可平：改革开放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遇到了新的问题，而且，发展程度越高困难越大，解决这些问题无可循之道，只能靠解放思想，用新的思路来解决。
我总认为，解放思想从30年前提到现在，甚至到将来都不会过时。
记者：但“解放思想”有时在老百姓看来，可能感觉比较虚。
俞可平：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通过一些制度改革去具体实施，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我留意到，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在广东解放思想学习论坛上提到解放思想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中政府创新是重中之重，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突发奇想，但整个成文只用了两个小时，发表前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
记者：很多人都对您那篇著名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写作背景很感兴趣。是什么诱发了您要写这样一篇“通俗”文章？
俞可平：这并非突发奇想，但整个成文只用了两个小时。主要是这几年来我看到很多人对中国的民主有误解，到了一个非纠正不可的地步。作为一个政治理论研究者，我有这个责任。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只要法制，不需要民主，但是民主和法制怎么能截然分开呢！又例如，有人认为，民主就是自由，这也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澄清。
记者：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连我们这种学术门外汉都看得懂，“扫盲”之作。
俞可平：有些学问很深的专家他们会写两种文章，一种是写给平常人看的，写得浅显易懂，一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需要有前沿见地。
我总认为，我们说话要让别人“听得懂”才行。我曾去国外演讲，下面掌声很热烈，可另一位成员演讲，人越来越少，他很困惑，不知其解，我说，是因为你讲的东西别人听不懂。
记者：有人说，读《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读到了学人之思，仿佛也读到了一个国家的立场，更多的弦外之音。对此，您当初写这篇文章时会预料到吗？
俞可平：知道会有反响，发表之前我也曾给圈内的一些学者同行看过，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现在对这篇文章既有肯定的声音，也有批判的意见，这些我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现在正处转型期，有各种声音是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您曾提出在增量民主的发展中需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这几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地方政府创新。从近四届的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名单来看，好像江苏、浙江，甚至是四川的获奖较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创新更为活跃？
俞可平：其实广东也不少啊，主要是深圳。我们和深圳一直有合作，它们本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思想一直比较活跃，在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成果。
记者：今年春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欢迎网友来“灌水”，对政府有何意见来“拍砖”，这也是种创新吧？
俞可平：这很好，是一种民主的姿态。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臣，老百姓能记住几个，他们最记得的就是亲民的、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就是充分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
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早上6点起床晨读，晚上从不应酬，但也会看电视，哪个流行看哪个，《闯关东》、《士兵突击》我都看过
记者：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这个名字闻名天下，有人称您为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媒体在介绍您时也常喜欢给您贴上“文胆”、“智囊”这样的标签，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俞可平：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我曾作过澄清。
记者：这几年您的研究成果非常多……
俞可平：我去国外演讲时曾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内地有个风气，就是由领导带领团队做研究，您的研究成果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吗？我当时说，只有我做过的东西不是署我的名字，但肯定没有别人做的写我的名字。
记者：这些研究成果纯粹是学人之思，还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机构呢？
俞可平：官方调查和纯粹的学术研究都有，官方主要是为中央的一些体制创新等作调研，给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
对了，大年三十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德国的一所大学授予我为名誉博士，国外的名誉博士完全是匿名投票产生的，很严格的。
记者：这个名誉博士，您觉得是因为您的学术研究呢，还是因为您在当今中国政界的影响力？
俞可平：不是什么影响力，纯粹是因为学术研究。如果因为在政界的影响力，他们就会授给领导，他们授予这个名誉博士是件非常严格的学术上的事情。
记者：其实这些年来您的研究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例如“公民社会”的提出，就有人批评你“自由化”，还受到过上级单位的调查。
俞可平：我内心一直很平静，因为我坚持中国应该接受这种普世价值。我不仅这样想，那段时间每次出席学术会议还继续这么说，慢慢地，“公民社会”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现在已成为社会共同的声音。
记者：现在还保持晨读的习惯吗？
俞可平：是啊，我觉得早上读书很好，有些事情坚持下来，定下规矩，从强迫性就变成一种乐趣了。我每天睡5个小时，晚上1点钟睡觉，早上6点起床，天天如此。
记者：您的晚上都是用来做学问吗？
俞可平：我晚上从不应酬，但也会看电视，那些电视剧我也会看，哪个流行看哪个，《闯关东》、《士兵突击》，我都看过。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一般没时间看完。美国的一些大片我也会看，通过它们了解社会，了解民情。我每次坐飞机前还很喜欢买小说看。
记者：经常上网吗？会去论坛灌水吗？
俞可平：我上网可能比你们还多，但我不会去论坛灌水，我会关注网上的观点。
记者：您给人感觉特别开朗、阳光。
俞可平：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人觉得我是不是不太了解民声疾苦才这么乐观。但其实，我来自农村，知道中国的国情，而且现在在这样的位置上，每天也都能读到很多相关材料，但我总认为，中国走过这么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实在太大了。
例如，1997年我们在深圳开一个“全球化”的学术讨论会，一定要在“全球化”前面加上“经济”两个字，不然连会都不能批准召开。但现在，才几年过去，讲起来简直匪夷所思。我以前受到的一些压力、批评，现在都不再是问题了。我很高兴，国家天天都在进步。
过去像“人权”、“以人为本”，甚至“全球化”的字眼都见不了报，但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进步，这些观念都被大家接受，所以虽然我们改革开放碰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但我是很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