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改革步入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论坛在海口举行
■本报记者柏晶伟
2007年11月17至18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共同举办了“中国改革步入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论坛。来自国内外近3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一、改革开放为我国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体制基础
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和形成开放型经济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在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会专家从不同侧面回顾了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一是以2003年为“分水岭”，沿着市场化取向，农村改革已经走出过去以减少控制为主的阶段，向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主的综合改革新阶段转换。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农村改革正向上层建筑领域纵深迈进。二是企业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在增量改革中，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经过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政资分开四个阶段，公司制逐步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三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由“包干”体制历史性地转变为“分税”体制，初步完成了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特征的税制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的重大转变，重塑和规范了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2004年以来开始进入以分步实施为特征的第三次税制改革。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由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正在提速。四是完成了金融与财政的分离，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基本形成。以2003年银监会成立为标志，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四是积极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五次比较大的行政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已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五是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向西、由局部到全面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加入ＷＴＯ实现了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
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专家指出，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开创了近百年未有的经济大繁荣。有专家说，我国多年来的“高增长、低通胀”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变革的因素。体制因素带来的效率提高具有释放效应，又是可持续的。与会专家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效应。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当初粮食生产养活7亿人非常困难，现在可以养活13亿人。二是通过企业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1997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800亿元，到2006年实现利润12000亿元，增长了14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增加。三是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四是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五是对外开放有效地弥补了国内资本短缺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与会专家指出，评价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准有很多，但最客观和最有说服力的标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可以说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一些外方专家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塑造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也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迅速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使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在反贫困中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专家们分析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改革在多方面尚未到位，经济社会运行中始终存在着体制不完善的矛盾；二是发展本身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项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二、坚持渐进式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解放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有专家指出，从本国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这是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绩的根本原因。在这样一个主导思想下，我们从理论上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许多外方专家认为，中国改革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够向先进国家学习，又能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创新。北朝鲜和苏东国家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子，但是这两条路中国都没有走，而是走了自己的路子。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专家认为我国走自己的路是明智的选择。他们说，中国目前正在致力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既不能按照英国的模式，也不能按照德国的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同样都有很大的问题，支出很多，但是效率不高。一些外方专家指出，改革正成为世界潮流，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模式对本国意义重大，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有专家指出，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清醒判断，我国的对外开放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难得机遇，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成为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有的外方专家认为，中国在加入ＷＴＯ时的一些举措是具有革命性的，建立了全球化的里程碑，在许多方面的举措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现在看来，中国与世界形成了双向加强的互动关系。有专家指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有四条：一是作为基本国策毫不动摇；二是坚持循序渐进；三是坚持与中国的国情结合；四是坚持互利共赢。
着眼全局，坚持把农村改革发展放在重中之重。有专家指出，我国的经济改革既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有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改革与发展的交织，集中体现在“三农”问题上。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关键是解决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始终是发展的基本问题。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经历了土地制度变革、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三个阶段，有效地缓解了“三农”问题。这是我国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历史变迁中始终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立足国情，坚持渐进式改革开放的路子。有专家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低很多，有所不同的是改革路径和方式。有专家认为，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我们从基本国情出发，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开放的路子是分不开的。一些专家认为，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模式往往能够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可以先试点后普及，使改革集中各方面的经验，并能够降低改革风险。来自越南的专家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是越南的榜样，中越两国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都使自身成为亚洲最稳定和最具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三、面对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要求，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改革由以经济领域为重点转向全面改革。与会专家高度评价十七大报告对“四位一体”全面改革的部署，认为这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里程碑。有专家指出，进入新阶段，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会对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新阶段，人们还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自由选择权、参与权；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有专家认为，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质性突破，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会专家从六个方面探讨了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目前我国农村仍有7．3亿人的庞大人口他们的人均纯收入４８５美元一天大约折合１．３３美元ＵＮＤＰ公布的贫困线是１美元。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制度的完善仍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课题。第二，有的外方专家指出，环境问题不能等恶化了才解决，环境保护支出１元，会减少大约１０元的污染代价。应尽快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设立环境政策的优先权，充分运用市场价格机制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第三，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法律规范。应尽快出台《国有资产法》，明确界定经营性、非经营性、资源性国有资产和相关的管理办法，界定委托人、经营者和监管者。第四，现在宏观经济上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表明需要重点推进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比如说资源性行业，不交资源税，不跟国家分享利润，分享收入。再比如，迄今为止，我国没有财产税，所有的税收都是针对流量，针对收入，这既不利于平等，又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没有这些税收，导致对收入所得税增收比较高，进而导致消费率比较低。第五，金融改革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需要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防止因价格信号扭曲造成的低效率。应当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理顺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第六，围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将对外开放拓展到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把多边、双边关系作为支柱，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要加强
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突破能源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约束，建立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
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明显加大。有专家说，在过去３０年的改革中，我国的政治体制已有了很大进步，比如中央地方关系的一系列改革、制度分权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利益群体参与决策程序都有了很大进步，不然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走这么远。有专家认为，当前应当高度关注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有专家强调，同以往３０年相比，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要大得多，迫切得多。比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很重要的方面是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的转变；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制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新阶段还要统筹中央地方关系，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这些都高度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实际进展。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摆脱改革攻坚“久攻不下”、经济社会领域多项重大改革难以突破的局面。
明确社会建设主体，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有专家说，十七大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社会建设从经济建设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当前，在强化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责任。必须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进一步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特别是大力发展服务型民间组织，让其承担政府在转型过程中转移出来的职能。现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地区有钱了，也开始投入到社会领域。但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投资方式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投资方式，这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与群众的需求对接。因此，还需要改革政府在公共领域上的投资方式。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强化公民意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应明确公民社会责任，建立一整套社会规范。
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专家认为，我国曾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没有经过像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文明还有待强化。有专家指出，从现实情况看，同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相比，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建设文明大国，提升“软实力”，需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权益，都对改革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