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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税改的真实记载

发布时间:2008-03-07 17:22:00 来源: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记者刘钧 杨向明

  监利农民朱建华积攒14年的100多张农业税费条据,典型记录了一段中国税费改革的厚重历史——
  朱建华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积攒十多年的一百多张农业税费条据,也会给他带来出乎意料的感动。
  这个江汉平原的普通中年农民,在“十七大”前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托人将这些东西和一封两页纸的信,捎给了俞正声——那个曾一次次到自己所在的监利县“微服私访”的省委书记。
  一去一回,两封简单的书信,以及那些记录了14年种田税赋的农民负担卡,最后成了湖北省档案馆的“宝贝”,被珍贵地保存下来。
  翻阅着这些发黄的票据,像在翻阅一段厚重的历史,完全不像是一个普通农户的流水账。
  缴款用途,问了也白问
  1993年,朱建华30岁,他家五口人,4.9亩责任田。
  这些票据的产生,都是因为这四亩多地。
  1993年底,朱建华做了一个盘点,他家当年上交的“三提五统”及农业税费加起来是435元。
  那一年,刚刚开始种田的朱建华,开始记账,认真地认账。
  随后几年,这个记录开始在朱家账本上“爬楼梯”,负担卡外还有负担,有时连票据都没有。
  1994年负担卡上为492元,实缴523元。
  1995年的票据共8张,只有收款金额,没有收款项目,合计996元。
  1996年为788元。
  1997年为694元,实收1103元。
  翻开那几年的票据,1993年缴纳税费的明细有七项:国家税费、三提五统、国库券、共同生产费、土地开发款、经济指标款。
  后来,防疫款、以资代劳款、共同开发款等名目繁多的项目逐年增加。没有票据的收费也悄然增加。“那时,我的粮食都尽量不到新沟镇上卖,因为有些人会想方设法将卖粮的钱变成你缴款的一纸收据。为能拿到现钱,我很费了一番功夫。”朱建华回忆说。
  为防止农民都来这一手,那时的乡村公路上,到了卖粮季节每天总有人站岗、设卡。朱建华都是摸黑起早,像游击队员一样将粮食拖到别的乡镇,找熟人卖掉。
  日子紧巴,但还过得去。因为朱建华还有一点酿酒的小手艺,贴补家用之余,刚好供两个孩子上学所需。
  至于缴款的用途,朱建华回答说:“从没问过,问了也白问。”
  1998年艰难的记忆
  1998年,对长江中下游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灾年。长江防汛形势曾震惊世界。
  也在那一年,朱建华的负担卡上,数字开始翻番上涨,总额达1277元。
  仅“三提五统”这一个项目,就从前几年的一两百元,骤然升级到528元。
  项目也多如牛毛: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镇第三中学的集资、血防集资、抗灾款……
  与此同时,大批年轻人被迫外出打工,农村多剩下老人和儿童,小生意也难做,这一年,朱建华的酿酒小作坊停开。
  农资涨价,不算劳动力付出,种田等于亏本,种得越多,亏得越多。那一年年末,朱建华加入了外出打工的大军。1999年的春节,他没能回家。
  大批“朱建华”们外出打工的大背景下,在监利、在江汉平原,曾是农民命根子的稻田,开始大面积长时间抛荒。
  很多农民种田的目的只有一个:保住一家人的口粮,剩下的都丢掉。
  1998年,朱建华一家所有的现金收入加起来也只有1300多元,如果将这1277元税费全部交上,那就“没法活了”。
  1999年,朱建华负担卡上的数字是791元。
  2000年,朱建华没有从田地赚到一分钱现金,在外打工的总收入不到6000元,但向村里缴纳了1500多元,摊到4.9亩田上,亩平负担300余元。
  2001年,860元;2002年,是781元。
  远在异乡的朱建华苦苦等待解开困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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