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季，我刚到湖北日报孝感记者站个把月，就在孝感宾馆采访了即将赴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应城县杨河区大堰生产队青年农民杨小运。
头一年秋、冬季，因为国内外众多媒体追踪报道“杨小运超卖万斤粮，要求奖售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他已经成为城乡老少皆知的明星人物。
已经20岁的杨小运，是共青团员，瘦高个子，话语不多，比较腼腆。
站在他面前，我满脑子里想的却是：“这位年轻农民，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说得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才说得到位的那句话──‘中国的农业，正在向工业发出挑战！’”
这个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起步、必将引发波澜壮阔的城市经济体制综合配套系列改革的简明真理，其实也是在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杨小运现象”近半年以后，我在《参考消息》第二版中部一篇记者述评中看到的，美联社一位记者就是以此作为醒目标题。其实质，就是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一段基本原理：“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1981年，是应城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风调雨顺，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全县早稻面积扩大到32万多亩，早稻单产达到800斤。到8月20日左右，夏粮和早稻已完成全部定购任务的90%以上，是孝感地区完成粮食任务最快的县。
上世纪80年代初，粮食购销政策是定购与议价相结合：农民完成合同粮食交售任务后，再有多余的粮食可以作为议价，按市场行情作价卖给国家粮食部门，当时还不存在“打白条”、乱提留乱摊派等问题。因为那时我国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粮食是“卖方市场”的紧俏货，当年稻谷的市场行情收购价比定价高50%，因此各级干部也担心农民丰收后不向国家出售余粮。
为此，杨河区委召开了全区大、小队干部会议，动员农民丰收以后多向国家卖余粮。丰收以后正在筹办喜事的杨小运，已经有了时髦的“三转一响”（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就差辆好自行车，名牌产品永久牌51型属载重型，适合农村使用，普通老百姓在市场上很难买到。他听说这件事不久，遇到了区委书记夏华树，就“打赌式”地说：“我家还可以超卖万斤粮，只要求国家供应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杨小运的这个朴素要求，很快引起了县政府的重视。9月初，经与县财办议定，决定从全县计划供应不多的自行车指标中拿出50辆，连同一批农民需要的蝴蝶牌缝纫机等，奖售给全县超卖粮食较多的农民。
在县委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工作的胡幼俊同志，笔名古月，年富力强，新闻敏感非同一般。他得知县委、县政府即将出台鼓励农民多卖粮给国家的这个举措后，就从杨小运提要求开头，写了一篇新闻稿，寄给了《孝感报》。孝感报社总编辑张仲彩更是身手不凡，亲自“操刀”，很快编排了《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自行车》的消息，在一版头条位置配评论发表。紧接着，又登出了应城县委、县政府满足杨小运要求的答复电。随后，《人民日报》很快就转载了这两条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随即播出。
张仲彩，是当年全国地市级报社中被评定为正高新闻职称的第一个，他对这个重大报道的精明独到处理，不得不使全国新闻界的评委们个个举手全票通过。
新闻传播功能和舆论导向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应城县干部、群众的想象力。上海自行车一厂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向应城县政府致电，不仅愿意满意杨小运的小小要求，还向应城农民的“挑战”发出“应战”：凡是当地农民超卖万斤粮的，都将奖售给他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该厂并派出以厂长王永昌、工人工程师、市劳动模范王新福为首的5人小组，专程乘坐东方红号轮船到武汉，把一辆龙头上扎着红绸花的自行车送到应城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等争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第二天上午，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上海自行车一厂的同志进行了亲切座谈。王永昌介绍了厂里的基本情况。因为当时国营生产企业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原材料、自行车产品的物资供应、调拨运销等，企业没有自主权。
他披露：“对满足杨小运的要求这件事，上海人的思想认识并不都一致，但是我们厂党委、全体职工的意志是统一的，上交国家280万辆车子任务不减，应城县凡是超卖万斤粮的农户，我们都负责供应一辆自行车，由我们厂加班以超产的数字来满足。”
第三天上午，王永昌等一行到杨河大堰生产队看望杨小运，当面深表敬意。当场，上海自行车厂工人工程师、市劳动模范王新福和杨小运，还结成了工农之间为国家努力生产、多作贡献的竞赛对子。
11月中旬，全县超卖万斤粮的农户的登记、审查工作已经完成。并向上海自行车一厂送交了需要自行车的数量，双方衔接了交货时间。上海电视机一厂、上海缝纫机一厂，也为应城向国家多作贡献的农户奖售轻工业产品提供了一些紧俏商品。
1981年12月10日，县里隆重召开奖售兑现大会。按照县政府的承诺并依照本人愿望，首次按低于市场价格给超卖多、贡献大的341个生产队(单位)、2186户共奖售自行车2600多辆、上百部飞人牌缝纫机和少量金星牌电视机，以及木船、木材、机电等物资。
从当天晚上开始，国内外众多媒体不约而同，又开始了第二轮对“杨小运现象”的新闻竞争战。
这一年，应城县共有1232户向国家交售万斤粮，151户交售1000—2000斤芝麻，143户交售1000斤鲜蛋，22户交售1000斤皮棉，12户交售1000斤鲜鱼。这一年，全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亿斤以上。
今年10月中旬，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孝感市委宣传部邀请历年来在湖北日报孝感记者站工作过的老站长、老记者，“重走当年采访路”。一路“走马观花”， 旧貌变新颜的美好景象景接连不断。令人吃惊的是，原来许多在武汉大超市里买到的民用消费品，竟然出自这些地方；各级干部扎扎实实狠抓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各个县市、乡镇招商引资你追我赶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坚持走新型现代工业化道路的促进又好又快发展竞赛如火如荼。
在应城宾馆，我见到了年届七旬、依然健壮的老新闻工作者胡幼俊，夸他当年对“杨小运现象”的报道打响了第一枪，也谈到了美联社那位睿智记者的难忘标题。20多年过去，当年被当地群众戏称为“撞了大运”的杨小运，已经被市场经济大潮锤炼成一名市农办领导干部了，可惜他外出谈招商引资项目不在家。但是，老胡告诉我，以“杨小运”作为知名品牌的一家大米加工厂，总是“财源茂盛通四海，生意兴隆达三江”！
（2007年10月28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