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井庄，江淮流域之间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山南镇西南面。
30年前，山南镇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小井庄则是包产到户创举的一个缩影和橱窗。
30年过去了，因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当地农民的改革传统，小井庄依然是农村改革推动者们的宠儿。
小井庄农民李祖忠家的老屋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座土房子顶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外墙上贴着整齐的麦秸，就像30年前一样。
正在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的小井庄拆除了很多老房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徽派风格两层民居。
但李祖忠家的老屋不仅不会被拆除，而且将会被继续完好地保存下去，因为这间小屋见证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肇始。
围绕这座老屋，小井庄投资数百万建成了同是徽派风格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是中国农村首个包产到户纪念馆，2005年5月1日正式开馆。
纪念馆正门左侧的整面墙壁刻着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31日的一段话：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李祖忠如今的工作就是一边照看纪念馆，一边在纪念馆内自己的老屋前向参观者和学生们讲述30年前的故事。
“黄花会议”
小井庄所属的肥西县位于安徽中部，江淮流域之间，境内大面积丘陵地形和丰富的水系使其适合农业生产。
30年前，与其他地区一样，小井庄也是实行“大呼隆”生产方式：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一个被经常提起的故事是，当时的一个女社员早上出工前需要左手抱着孩子喂奶，右手端起碗喝稀饭，一只脚还伸进地上的盆里和猪食。
李祖忠当时是小井庄的会计。令其记忆深刻的是，从1966年开始，小井庄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是6万斤，被称为“老6万”。
辛苦的劳作从未使6万斤的总产量被突破过。
这6万斤粮食除去公粮、统购和种子，全村98口人还剩人均口粮(包括山芋、南瓜)450斤。
“每天两顿稀的，中午吃南瓜糊。”李祖忠说，“好在还饿不死人。”
直到197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肥西县遭遇了800年来的第五次严重的旱灾。县志记载，前四次大旱中有三次出现了“人相食”，另一次也是“野有饿殍”。
春天开始，全县几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经绝收，秋种再种不下去，来年的饥荒不堪设想。
对饥饿的恐慌使得村里30多口人选择外出逃荒。村干部们焦急地商量如何度过绝境，李祖忠是其中一员。
其他生产队也在思考。这年9月15日的晚上，同属山南镇的黄花大队召开的“黄花会议”，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黄花会议”由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20余名党员参加。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如何在1979年多收点粮食度过饥荒。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
对饥饿的恐慌和对违反政策的恐慌同时折磨着油灯下的农民。
幸好“责任田”对安徽农民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名词。1957年、1959年、1961年安徽曾出现过三次短暂的“责任田”。
其中第一次是土改过后，刚刚分得土地尝到甜头的农民们用私分田地来对抗令其反感的合作社运动。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后的1959年搞的。第三次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挂帅，先在合肥郊区试点，成功后推广到了全省85%以上生产队。
三次责任田不但让安徽农民尝到了甜头，甚至让外省羡慕为“喘了口气”，虽然都在一轮一轮的批判中夭折。
这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已经公开了较为松动的“安徽六条”和“借地度荒”的政策，提出：“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单独划出借给农民耕种……鼓励农民利用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空闲地和开荒地多种粮食蔬菜，谁种谁所有。”
但全国依然处于“三面红旗”(即1958年推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三项核心工作,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宣传高潮之中，肥西县境内也还有学大寨的示范镇。
最终，被称为“汤大胆”的汤茂林和党员们拟定了一个计划：对外称为“四定一奖”(即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
9月18日，黄花大队全体社员会议同意包产到户，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社员们陆续下地播种。
“黄花会议”很快波及整个山南区乃至整个肥西县。到1980年春，肥西县97%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户。
那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西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手印，决定实行大包干。这一幕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源头。
“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黄花会议”后小井庄迅速得到了消息：这个小村庄在当地以富有经商头脑和信息灵通而著称。
队长李树田、会计李祖忠等人商量：汤书记在黄花能借地分给村民，我们不能分吗？
商量的结果是：不搞借地，干脆一次性分给农民，干一年再说。
与黄花大队一样，小井庄紧接着的社员会议完全支持村领导的决定。
9月23日，小井庄将耕地全部分给了村民，并拿出了细致的田、耕牛、农具、水(指灌溉用水)分配方案。
此后一周时间，全村共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
“麦子和油菜点下去不到一周，天下大雨了。干旱后的土地碰到大雨，庄稼长得格外好。别的生产队都跑过来看我们的庄稼。”李祖忠至今感激那场及时的大雨。
就在小井庄人沉浸在欢乐中时，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来到山南调查。
看到小井庄长势喜人的庄稼，周曰礼就问李祖忠为什么会进度这么快。
李祖忠回答，一句话，发动群众。但周曰礼根本不信这是集体劳作的效果。
提心吊胆的李祖忠只得回答，是借地度荒。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不仅山南镇街道，甚至小井庄的墙上都被贴满了大字报。分田单干被反对者们说成是让国家“倒退二十年”。
一条来自邻县舒城的著名标语写道：“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年底，一封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也被转到了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这封来信得到了万里等4位领导的批示，省里还专门派人到山南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要把山南包产到户的实绩向上汇报。
12月18日至22日，北京召开了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会议带给山南农民的并不都是好消息。
会议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均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两个“不许干”让农民们伤心，却让保守派们高兴，“‘汤大胆’被抓起来了”的谣言也越传越广。
好在安徽省委更愿意支持农民们的革新。那年春节刚过，安徽省委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山南公社。
1979年3月8日，周曰礼来到山南，传达了省委决定在山南公社试行“包产到户”的意见。自此，整个山南公社除留了一个学大寨的点和一个组继续搞“大集体”和“小集体”以备比较外，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开实行包产到户的公社。
包产到户的公开也让反对的声音更加坚决。
“先分田后分队，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旧社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各种顺口溜传得人心惶惶。
一份《山南包产到户十大罪状》被邮寄到了安徽省委。另一名军区首长则直接冲进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怒斥他对不起毛主席，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军区首长甚至当场挂通了肥西县委书记李尚德的电话，命令他：“不能单干，要收回！”
直到万里后来亲临山南，争议中的变革才被基本上定了基调。
变化的村庄
1979年5月21日，李祖忠和全村几乎所有劳力都在田里干活。李的老婆顾德颖本来在家里烧饭，却突然跑到田里大喊：“上面来人了！”
李祖忠心中大惊，对李树田说：“队长，坏了，上面来人了。”
“事到临头了，别怕，老百姓有吃的就行。”李树田回答。
两人于是扛着锄头边往家里走边商量，估计每人得判个3年。
上面来的人就在李祖忠家的堂屋——这间屋30年后被保存在纪念馆里。
“回来一看我家门口站着4名公安，当时就吓傻了。进屋一句话不敢说，就见上沿坐着一位白发老人。”李祖忠回忆，“白发老人我们不认识，但陪同的周曰礼我们认识。”
当过兵的急性子李树田说：“周主任，田是我分的，确实分了，别说了，我跟你们走。”
“别着急，这是万里书记。”周曰礼指着白发老人解释。
“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给省委六条指示相当大的支持。”万里随后对在场的农民们说。
李祖忠和乡亲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对万里书记诉苦说，外面压力太大，大字报都贴到小井庄墙上了。”李祖忠回忆，“万里书记说，别怕，周曰礼主任会来支持你们。你们要把田、水、农具、耕牛的分配方案总结出来。”
李祖忠和李树田很快拿出了一份令他们至今仍引以为豪的分配方案：好田差田搭配着分配，单身户按照两个人分田，两口户按照3个人分田，其余按照实际人口分，好充分照顾小家庭的生活。
“万里书记对我们的分配方案很感兴趣，但他又说现在还不算满意，要秋天来看收成。”
这一年，小井庄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了6万斤，达到10万斤。
“一下子多出了4万斤粮食，日子好过多了！”李祖忠兴奋地说。
肥西县党史部门记载了一个小插曲。1980年8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专程来到山南公社，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作检讨：当年的两个“不许包产到户”的文件是他签发的。
当年9月27日，中共中央75号文件提出：“可以包产到户。”此后1982年、1983年的两个1号文件继续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山南改革逐渐蔓延全国。
“要明白农村改革农民是主人。”安徽省政府参事、被称为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说，“好办法总是像风一样吹遍全国。税费改革和大包干都是中央下文件，说别太快，慢一点。”
从这一年开始，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小井庄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了：
1980年春，小井庄第一次有12名儿童到馆西小学上学了。
1980年底，小井庄部分家庭开始给草房子铺上瓦。
1985年，村里有4户人家盖了砖瓦结构的基建房。
1990年，小井庄所有家庭都建起了基建房。
30年后的小井庄
2003年起，山南镇的领导每年都会去凤阳的小岗村参观。
“我们不争先后(包产到户)，我们要比发展。” 山南镇副镇长廖自胜说。
山南镇经济水平在肥西县属于中等偏上，肥西县则正在努力成为安徽省第一个百强县。
“快马加鞭‘翻两番’，奋力赶超‘争百强’。”这类振奋人心的标语遍布该县的主要街道。
目前，山南镇的经济主要由机械制造、服装加工、第三产业、外出务工收入、农业企业等构成。
“地理位置决定了外来投资更倾向于县里离省城更近的肥西桃花工业园而不是山南镇。”山南镇办公室张军主任说，“但我们也会抓住建设新农村、整合土地的大好机会，争取更多的农村项目。”
改革开放以后，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山南镇的青壮年也大批外出打工，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
李祖忠有一对儿女、两个孙子在浙江、福建打工。另一个儿子还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
“我们村有经商的传统。除了外出打工，经商的人也很多。留在村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许多地都荒废过。”
于是，土地整合、大规模农业生产变得势在必行。
“农民收入在增加。但其中农业收入增长和产量增长基本停滞。”廖自胜说，“农民增收除了靠第三产业、务工，就只能靠加强城镇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搞产业化农业了。”
2000年，山南镇开始整合土地：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对大面积土地进行平整，增加耕地面积。
“每净增加一亩土地，国家补偿5万。这些钱用于新农村公用设施的建设。”廖自胜说。
此前，安徽省对农村土地流转和整合做了大量的尝试。
2001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安徽省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暂行办法》，使用租赁、委托代耕、土地互换、土地入股、转让、招标、拍卖等形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第二年，安徽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省级人民政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规范文件——《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使用权流转试行办法》，并建立土地征用听证制度，将“土地换保障”政策制度化。
整合之后，搞蔬菜大棚的强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养猪的温氏集团、养鸡的森淼集团等一批农业企业出现在山南镇。
“农业大公司来了，镇上会进行协调。占用农民土地每亩每年补偿数百元或数万元一次性买断。”廖自胜说，“单户农业生产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如今村里的老年人一边拿征地补偿，一边在大企业的地里干活拿工资。大批青壮年则被解放出来了，到城里去，收入和技术都得到了提高。”
李祖忠家也被强兴公司征地用于蔬菜大棚建设。顾德颖在强兴公司干活，每年收入3500元左右。
新的形势让农民们对土地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曾经给他们带来幸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难以适应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馆西大队老会计李列元说，“土地也是一样。”
李祖忠也持类似的观点：一些原本可以早些规划、建设的项目，因为少数农户拒绝动迁而被迫推迟。
山南镇很少因为征地而发生政府、企业与农民间的激烈对抗：相对多元的增收渠道和适当的就业保障化解了许多冲突。
对于发生在其他地区农村征地中的激烈冲突甚至暴力事件，李祖忠则表示难以理解和惊愕。
基于改革的传统和相对开放、平静的环境，小井庄也一直被众多学者和实验者所青睐。
最新的实验是，2006年，香港乐施会与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在小井庄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验。
与其他地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不同的是，小井庄试验强调观察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农村的改革自生力。
“小井庄不算贫困，又有历史意义，我们希望这里的实验能够对全国其他农村更具有普遍意义。”实验的主持者之一、安徽大学中国三农研究问题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德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