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还在蒲圻一个"三线工厂"当工人，这个厂要死不活，我也跟别人一样无所作为地活着。但是，有一些活动已经暗地里发生，我从蒲圻一个朋友家里借阅了几本"禁书"，《茶花女》、《美国悲剧》、《烟》等，我流着眼泪看完《茶花女》，并熬了几个通宵抄下它。我们还在夜里偷听留声机，一遍一遍地听"夜半歌声"、"天涯歌女"这些"靡靡之音"。须知，在"文革"遗风尚盛的形势下，我们的如此作为还心有余悸，思想上确实有点越轨了。
由于消息闭塞，不晓得当时国家政治上发生了什么，恢复高考大概是一种动向吧。而我还处在狭隘的精神桎梏中，刚经历一场恋爱的挫折。女朋友报名参加了第一年的高考，我却没有一点尝试的勇气。当时还有点小肚鸡肠：她考上了自然能摆脱我和难堪的处境，若考不上那就得委身于我了。结果她没有考上，仍不能继续我们的交往。"弱国无外交"，你在活得窝囊的时候，你在人生处于低潮的时候，怎能奢望拥有起码的尊严呢？
这个时候的我，虽然很不得意，但已经从情感中自拔，已经有了上十万字的写作练习，并开始有了点个人思考。如我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知识太少、眼界太小、处境太差，因此很不容易。由此我很惋惜这次没有进行入学的尝试。当然，今后若肯用功，或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常想，姚雪垠要待他完成《李自成》的数年之后再来着手《天京悲剧》，莫非偌大的中国就只他一人获有历史小说的专利权，难道没有人现在就开始《天京悲剧》的写作乎……"
1978年的高考我有所动心，真的想藉此改变一下处境。但我没有一点信心，明知道这是不能为而为之。自忖，连她一个高中生都没有考上，我初二还没有上完哪还有戏？即使考上了，政审也通不过，就像十年前参军因家庭出身偏高而落选一样。虽然鼓足勇气悄悄报了名，却没有复习资料，也不愿让别人知道我在复习，不然以后更丢面子。说实在的，当时没有高人指点，而只是个人挣扎，也就是打了一场几无准备的必败之仗。
有一篇手稿无意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我每天清晨都在考场附近的水西门城门里临阵磨枪，温习功课。我坐在青石板上，从碧绿的陆水河上吹来阵阵清风，城门洞里不胜凉爽，偶然有人牵着毛驴、担着竹器，下渡船从城门穿过。啊，我虽不才，名落孙山，却也体味了一番乡试的情调。"
考试结果有些意外，强项语文只得了50多分，弱项数学只得了4分，地理和历史居然都过了60分，心想早知如此，我要努力一把真还有点希望哩。难得的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自我放弃了，后悔已经没有用了，求学再也不可能了。我只有选择对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79年11月份，我终于以"个人问题无法解决"为理由调回了武汉。
现在回顾当年，历史进程没有显著的记忆，但从遗留的个人手稿中还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在我心里掀起的波澜。
我写过1979年春节元宵灯会的欢乐场面：舞狮、玩灯、划船，蒲圻县城洋溢着一股春潮，让人感到压抑很久后的开放。"花灯上写着'大闹春耕'、'进行新长征'、'落实政策，改善生活'……是热情的赞美、是激情的呼吁，在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夹杂着新时代的民族风貌。我未曾见过闹元宵的情景，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怕是一年一度的吧，以前说这是迷信，不，这是农民在春风萌动大地时所展示的激昂喜庆精神，这是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源流，这也是中国农民在新时代所焕发的光彩吧。假如这样的自由也要剥夺，假如这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精神生活也要非议，那农民不就太痛苦了吗。十年的愚弄，民族的灾难，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马立人的（现在新加坡）当众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如果有一天罗时汉写的东西能够发表了，那就说明文艺真的解放了。这话竟成了一句预言。(本人有当时的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