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 王秀琼 李志晖 刘宝森）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是否会在４万亿元投资方案之后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此时，中国东部沿海山东省的一位普通市民期待的是，他赡养年迈父母的压力何时才能缓解。
“他们都住在农村，除了靠儿女照顾外，我也希望养老保险能尽快覆盖农村，让农民都能老有所养，”居住在山东济南市的李俊说，“国家投资的４万亿元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民生工程，如果能有更多的钱投入社保就好了。”
薄弱的社会保障网令中国人储蓄率高居不下，国民消费长期“启而不动”。它与中国经济的其他“软肋”一起，如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增长模式过于粗放等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更显突出。
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政府在４万亿投资外推出更多举措，在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消除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障碍，而不是简单地出台另一个４万亿或者更大规模的投资方案。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延续以前发展的老路，当金融危机过去、新一轮经济增长机遇来临时，我们可能就抓不住了，”他说，“就算度过了这轮危机，下一个危机来了怎么办？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两会上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到今天还是逗号，不是句号。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救市”和刺激措施相比，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对金融危机不仅需要维持经济增长，更要注重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在连续３年维持年均两位数的高增长后，中国在“十一五”（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刺激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中国的４万亿投资计划中大部分都与民生有关，随后推出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强调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说明政府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着眼于长远发展。
根据计划，４万亿中的１万多亿将投向保障性住房、农村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生态工程等建设。此外，中国还计划在３年内投入８５００亿元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以上措施都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但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刺激计划更倾向于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促进消费的效果仍不明显。
“全球经济前景堪忧使中国重新平衡经济结构更显重要，”他说，除了促进消费之外，中国还应提高土地、能源、资源的使用成本，破除行业垄断，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相对于４万亿投资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机会，河北民营的德龙钢铁集团董事长丁立国更关心在体制上如何给民营企业身份认定的问题。
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与几位民营企业老总共同提出一份建议：希望国家对过去已投产多年的又符合产业政策的民营企业的项目，要批准立项，视为合规，不要长期看作“黑户口”。
庄健表示，“十一五”规划实施至今，遇到了一些障碍，包括政府社保投入不足导致消费乏力，收入分配体制转型缓慢，价格形成机制未完全市场化，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也不够科学等。
他说，相比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的体制改革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以收入分配体制为例，中国央行在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说，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总体占比呈上升趋势，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至２００７年的５７．０％，比１９９２年下降１１．３个百分点。
庄健建议，在初次分配领域，要保证劳动者收入和报酬至少不要下降；在再分配领域，应让国企分红更多向居民转移，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还有提高的空间。
加快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更集中体现在占中国总人口近六成的农民群体上。完善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机制、破除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弥合城乡差距已成为中国改革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蔡德宽是河北省秦皇岛新建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城里打工收入高，村里的壮劳力都外出了，考上大学的孩子也不愿回来，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光靠这些人，农村怎么发展得起来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中国改革已进入到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的问题又和社会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使改革开始触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的“硬骨头”之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就是希望厘清部门职责，避免导致各部门对有利益的事相互争抢，而对负责任的事相互推诿。
庄健说，在目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要兼顾短期与中长期的目标是有冲突的，“现在中国经济政策的焦点是如何处理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
中国正努力证明它有这个能力取得两者的平衡。在人大开幕当天发放的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与最初的计划相比，４万亿投资的构成已经有所变化，其中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减少，而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资金大幅增加。
政府决策者强调，应对金融危机必须着眼长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会不会采取新的措施，要根据变化的情况来审慎决策。央行行长周小川同时透露，中国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种预案。
金融危机继续蔓延之时，中国也进入了“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两年。庄健说：“‘十二五’将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折期，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将发生剧烈变化，中国能否抓住机遇，持续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