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运

　　坐在应城市农业办公室的皮沙发上，53岁的杨小运已看不出农民模样，他现在的职务是应城市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农业生产化工作。为荆楚楷模采访团的成员倒上热茶后，他用带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向记者们回忆起28年前那段不寻常日子。
　　1981年，24岁的生产队长杨小运成了“大明星”。当年8月，在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外，杨小运将超产的5000多公斤粮食卖给国家。当应城县委办的翟姓科长下乡调研，问他有什么要求时，摸着脑袋想了半天，杨小运说：“我想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是社会紧俏的计划内商品，购买自行车也是需要指标的，知道“售粮状元”这个要求后，应城县委领导希望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满足杨小运的要求。随后，一条百余字的短消息《种粮状元超售万斤粮 只想买辆自行车》刊发在当地的《孝感报》上，引起湖北省和中央媒体关注。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上海永久自行车厂的干部群众们展开一场大讨论，工人们提出：加班加点，满足农民兄弟的需要。《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北日报》随后分别对此事进行报道，引发一股“工农互相促进，各自挑起重担”的热潮。美国合众国际社援引国内媒体消息，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让杨小运成为改革初期中国八亿农民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1981年底，杨小运花了169元，如愿以偿买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这个在当时被公认的家庭“三大件”之一。
　　实际上，当年应城县交粮最多的并不是杨小运，但“想买一辆自行车”让他成了名人。“当时大家还借我的自行车，我说不行，都用了（会）用垮了的，结婚才能用，男的坐前面，女的坐后面。”回忆那时候的事情，杨小运脸庞，浮现出淳朴的笑容：“现在家家都有摩托车，有的富裕的（农户）还买了小车，没人稀罕自行车了。”
　　“（那件事）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杨小运承认，“就是要了这个车子，才知道改革，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就当了突击手，当全国劳模……我才有机会去学习……”。“意外”成了“新时代农民典型”的他，先后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湖北省特等劳模，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3年他当选为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1987年成为武大经济管理成教班学生，毕业后招聘成为管理区主任、书记，然后是杨河镇副镇长，到应城市委农办副主任，从一个农民转变成一名管农业的干部，从操持自家二十多亩地到为全市的农田操心。杨小运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大堰村第一个两层楼房，到在县城住上宽敞的商品房，家里也装上了电脑，两个孩子一个读大学，一个在部队当兵，过上了以前自己想都不敢想到好日子。“小汽车？不需要，家里有摩托，上班比较近，很方便的，单位也有车，如果因为工作关系，跑远一点的地方（有车送）。”对被城里人视为“新三大件”惟一缺位的小汽车，杨小运似乎并不太“感冒”。
　　阳光照射在杨小运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近30年来生活轨迹的变迁。 “在应城农村，你这算是过上了大好日子吧？”有记者这么问道。“哪里啊，现在党的政策好，取消农业税，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业补贴，农民兄弟都过上了好日子。”好日子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杨小运给记者介绍道：“2000年的早谷（时分），我在杨河镇当副镇长，粮食三十五元钱一百斤，收一千斤才三百五十元钱，一亩田的投资，大概一百多元钱，提留、摊派各个方面大概接近二百多元钱，种田亏本，2002年之前，干群关系非常紧张。但让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国家税费改革这么快，2003年应城就取消了（税收）。现在农民朋友们，参加了医保，取消了税费，有了（农业）补贴，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帮忙，实行种粮、养殖等多种经营，生活早就不是以往你们这些城里人想像的那样了。”这时说起当年买自行车要凭指标的事情，杨小运笑道：“现在只要你手上有钱，在农村彩电、冰箱、空调……你什么样的（商品）都可以买到。”杨小运的父母以及弟弟仍在农村，家里的田依然还在，农忙时候他会请假回家，指导农民种粮、修水库，顺便忙一忙父母地头上的农活儿，“父母、弟弟家里生活不发愁，也都有几万块钱在手上，他们在村子里面还不算是富裕户。”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既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又将鼓励更多的种粮、售粮大户涌现，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孝感外出务工人员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创业或务农，“（这个）政策好啊，咱们农民离不开土地这个根本，土地流转后会种粮的人收入会越来越高，而转让（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也有收入保障，相信农民兄弟的日子会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的。”杨小运用兴奋的语气，表达了出自己和七亿农民对幸福生活的共同期待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