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守仁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寡言少语、衣着朴素、待人忠厚。如不是经人介绍，一般人都会以为他是位来自基层一线的普通职工。
　　四十年风雨染白双鬓，人生依旧无悔
　　1963年，郑守仁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了他漫长的治水生涯：从陆水到乌江渡，从葛洲坝到隔河岩，直至转战三峡，四十年的风雨，染白了他的双鬓，造就他无悔的人生。
　　1974年，34岁的郑守仁担负起葛洲坝导流围堰和大江截流设计的重任。一连几个寒暑，他几乎天天“泡”在施工现场；每到关键阶段，他干脆上了早班上中班，夜深还迟迟不肯离去。也许从那时起，水电职工开始认识了这位献身治水事业的人。
　　跻身于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列
　　1981年的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国内没有经验可借鉴，国际上也被列为世界级难题。为此，国家专门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并几经研究，决定实施从长江两岸向江中抛投块体的立堵截流的方案。但立堵截流水头落差高达3米多，水流流速大，抛投块体难以稳定的技术难题困扰着所有专家。不知经过多少不眠之夜，最后由郑守仁提出的用“钢筋石笼”为截流龙口护底的方案脱颖而出，并在截流实战中效果显著，确保了大江首次截流一举成功。从此，这位年富力强的治水人为世人所注目。
　　12年后，郑守仁带着隔河岩工程一次蓄水成功、提前半年发电的成功喜悦和被授予工程技术人员唯一的“隔河岩工程特殊贡献奖”的荣誉，转战至三峡工程。此时，他已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担负起主持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设计的历史重任。
　　三峡工程号称“全球一号水电工程”，有20多项经济指标名列“世界之最”，被形象地称之为“世界水电难题题库”。郑守仁作为三峡工程前线“总指挥”，他十分敬重我国水利水电领域的权威、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认真落实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十分倚重由退休专家组成的长江委技术委员会，每年都要请他们到三峡考察、咨询，请他们点拨、提醒；他十分重视全委工程技术人员作用的充分发挥，虚怀若谷，广纳良策，组织和主持关于三峡工程的设计技术讨论会300多次，现场设计讨论会1600多次，亲自撰写现场设计工作简报近260期200多万字。一位在郑总身边工作的工程师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设计是工程的灵魂，那么，郑总就是我们长江委工程师的灵魂。”
　　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水深流急，难度之大，世所未有。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郑守仁终日冥思，夜不能寐，几番殚精竭虑，终于集中集体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人造江底，深水变浅”预平抛垫底方案。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大江两岸欢声雷动。当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设计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跻身于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列。
　　“郑总”——三峡人的亲切称谓
　　“他有一本特殊的日历，上面没有节假日，逢年过节，人家往家里赶，他往工地赶；他还有一张特别的作息时间表，上面没有白天、黑夜，同事们都心疼地说他是‘工作狂’。”有人这样描述郑守仁院士。
　　“无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在工地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纵横交错的钢筋丛中、封闭潮湿的廊道里，我们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刚来的大学生这样谈起郑总。
　　一位长期在郑总身边工作的同志感慨，他已记不清郑总守多少个新年除夕是在工地度过的，他却记得有一年除夕，郑总与同在工地的妻子隔江相望，不能团圆；他也不知道郑总有多少个夜晚不是蹲在现场，就是在前方办公室审阅文件和图纸，他只知道郑总白天没有干完的工作晚上肯定要接着干，今天的事不会拖到明天。
　　郑总也有一个“家”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本部设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几十年来郑总只是在去年才在武汉安了个“家”，但他却连一个晚上都没在里面呆过，但逢回汉开会、办事，他就住在单位招待所。在宜昌，组织上为他安排有一套临时住房，也可以算个“家”，但就是这套房子，他也没住过一天。但逢白天回宜昌开会，他总是连夜赶回三峡工地，已数不清有多少次路过家门而不入。郑总的真正的“家”在工地，“十四小区4316号”就是他和妻子的家。这个10多平米的“家”，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简易衣柜，桌上装药的瓶瓶罐罐，大都是郑总的。郑总夫妻一年四季吃食堂，每天和普通职工一样，揣着饭卡在排队买饭。
　　郑总的家中还有一个重要成员，那就是1968年出生在乌江渡工地，不满周岁就被送到苏州外婆家的独生女儿。谈起自己的女儿，郑总满怀酸楚。女儿高考，别的家长都为孩子读大学奔忙，郑总夫妇却一头扎在工地里，连孩子考多少分都不知道；女儿出嫁，郑总因忙于三峡工程开工，却没能到场送去父亲温馨的祝福；弹指35年，郑总同女儿见面的日子竟加起来还不到两个月。
　　无情未必真豪杰。每年的九月十五，郑总总会提醒妻子：一块儿吃碗面吧，算是为女儿过过生日。“这些年来，他最大的变化是年龄，永远不变的是他的精神。”郑守仁相濡以沬的妻子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