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兰英

　　她，本不该有太多的故事，可在工会主席的岗位上6年，她的故事一天天多起来；她，本不会有多大的名气，可伴着那些故事，她成了湖北省黄石市家喻户晓的人。她，就是黄石市丝绸厂“留守工会主席”潘兰英。
　　“工会干部不是官”
　　一群人涌出黄石市丝绸厂大门，堵在106国道上，他们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职工，也有家属。他们呼喊着，叫骂着要到市里去上访，整个国道被堵得严严实实。
　　人群中，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妇女忙前跑后，拉这个，拽那个：“再大的事跟我回厂里说，那是咱自己的事，一上街就成了国家的事……”
　　愤怒的人群将愤怒的目光投向了她：
　　“我们也是国家的人，没活干，没饭吃，你管得了吗！”
　　“你是工会主席，不为职工说话，不带头拿旗子（领头上街），怎么还来拦我们！”
　　“我是工会主席，”她展开双臂拦住人群，亮开嗓子喊道，“工厂停产了，大家下岗了，有难处跟我潘兰英说……”
　　这是发生在1994年10月17日的事。
　　事过不久，有人冲进潘兰英的办公室，砸烂了玻璃，掀翻了桌椅，说：“工会主席不为职工说话，坐在这位子上干什么！”
　　潘兰英哭了。
　　工厂垮了，姐妹们散了。潘兰英独自走进车间，依稀进入梦境……
　　黄石市丝绸厂在铁山区郊外，80年代曾经红红火火。90年代，丝绸厂却成了全市的困难企业，1994年5月全面停产。从此，全厂161名退休职工失去了依靠，除少数看厂护院的留守人员之外，665名职工下岗待业。潘兰英也成了“留守工会主席”。
　　从扩建、兴旺到停产，从挡车工、班长、车间党支部书记到工会主席，16岁进厂的潘兰英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企业。如今，工厂关门了，机器不转了，姐妹们的笑声没有了，偌大的车间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织机上积下了厚厚的一层灰……
　　潘兰英心事重重地走出车间，她在问自己：“面对这么多下岗职工，这么多难解的问题，工会该怎么办？”
　　有人拉住她的衣襟，悄声说：“兰英姐，咱们一起干，准发财！”
　　潘兰英摇了摇头。
　　“怎么，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
　　潘兰英说：“工会干部不是官，是为职工跑路办事的。”
　　此后，潘兰英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为下岗的兄弟姐妹全速运转起来。她一家家访问，一户户了解，她要弄明白这几百户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给那些过不去的职工及时的帮助。
　　女工刘玉香在病床上躺了8年，潘兰英三天两头来看她，给她端水喂药，陪她说话解闷。可能让病闹的，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
　　一次，潘兰英刚进门，刘玉香就冲着她大吼大叫：“你来干什么！我不要你来看我，我见不得你们假惺惺的样子……”
　　潘兰英一阵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但还是强装笑脸，柔声说：“好好，我就走，你好好休息，别这样，我就走……”
　　潘兰英轻轻走了，刘玉香放声哭了。
　　“你瞧你，”丈夫劝她说，“人家来了，你总是发脾气，骂她气她；人家走了，你又盼她想她，何苦？这回好，她不会再来了。”
　　刘玉香抹把眼泪，说：“她要来的，她一定会来！”
　　下午，潘兰英没有来；晚上，潘兰英也没有来。
　　刘玉香急了，第二天一早，她让丈夫用车子推她到路口，等了整整一上午，没有见到潘兰英的影子，回家趴在床上呜呜地哭起来。
　　下午，潘兰英笑眯眯地站在了她的床前：“对不起，开会去了。”
　　“你骗人，你是生我的气了！”刘玉香抓住潘兰英的手就往自己的脸上打，“是我把你气跑的，我该死呵，兰英，你打我吧，打我几下吧。”
　　潘兰英百感交集：当年都是生产骨干，今天个个像没娘的孩子。国家有困难，企业不景气，他们能理解；身染重病，家境贫困，他们能承受。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望，只希望有人常来看看他们，哪怕说几句话，感到有人记挂着他们。
　　潘兰英记挂着每一个困难职工。她那被人称作“知情本”的小本上，记录着他们的家庭情况、经济收入、困难程度、帮助措施。谁有什么病，该不该住院，夫妻关系如何，潘兰英心里都有一本帐。她要求自己：下岗职工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1998年7月21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黄石市。铁山区街道上有的地方水深齐腰。潘兰英顶着如注的暴雨，挨家挨户地去看望职工，组织他们自救，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连续两天，她走访了33户人家，脚都跑肿了，自己累病了。职工们感叹地说：“潘主席是我们的主心骨。遇到难事，她比我们急；心里气再大，见到她就消了一大半。”
　　退休老工人孟慧良，孤身一人，潘兰英和工会干事杨兴辉一直料理着他的生活。厂子不景气，退休金难以保障，老人心里渐渐结成疙瘩。他耳朵不好使，又不愿意和人交流。潘兰英灵机一动，拿来一张纸，两支笔，一老一少用笔在纸上交谈。谈改革的形势，谈企业的困难，你写过来，我写过去，经常，写得爷俩哈哈大笑。

　　“不能丢了他们不管”
　　当工会主席难。当“留守工会主席”更难。
　　对于潘兰英来说，最难的还是那么多下岗职工怎么安置。
　　安置职工，信息要灵。潘兰英四处打听，有点门路，就赶快上门求人。
　　1996年5月的一天，潘兰英从市企改会上获悉，本市一家大型服装企业将扩大生产规模，估计要新招一批工人。会没开完，她就直奔那家企业。可对方接待人员问清她是来找工作的，竟连门也不让进。
　　她赌气要走，转念一想，两手空空，求人办事，还能指望人家把你当贵宾？
　　想到这儿，她一屁股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心里说：“我就不信你们当家的不出来！”
　　太阳在天空划了个弧。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一直等到主管人事的经理下班走出办公楼，潘兰英急忙凑上去，介绍职工的情况，请求人家帮助安排工作。那位经理答应说：“明天再谈。”第二天一大早，潘兰英赶在人家上班前就等候在办公楼前。
　　经理感动了，终于点头了。
　　然而，更多的时候，苦恼和失望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
　　1997年秋天，潘兰英听说大江公司需要一批织手套的工人。她连忙赶到大江公司，找了几个部门，人家说：“管事的不在，你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又去，人家说：“刚走十多分钟，你快追！”潘兰英追了一程，没有追上，回头坐在门口等，到天黑也没等到人。
　　第三天再去，人家说：“管事的昨天出去跑业务，今天还没回来。要不，你明天再来试试？”
　　第四次跑去，门卫都认识她了，好心地朝上一指：“人刚上去，你快去找。这里，我给你看着。”
　　从一楼到七楼，潘兰英见门就敲，逢人便问，楼上楼下找了个遍，总算找到了“管事的”周分田。潘兰英半开玩笑地说：“你的名字叫分田，将岗位也分一点给我们吧。”周经理为难地说：“我们厂里活路也不饱满，正愁没法安排多余的人哩。”
　　等了四天，跑了四天，潘兰英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她觉得两腿发软，坐在那里站不起来……
　　“不跑，姐妹们就没有出路，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潘兰英鼓励自己继续跑下去。
　　她跑市、区劳动就业局，跑工会、工商、城管、信访办、妇联等部门，跑可能安置职工的大小企事业单位。她说：“只要有一分可能，就要作十二分的努力。”
　　吃闭门羹，坐冷板凳，她不以为然；听风凉话，跑冤枉路，她习以为常；手里缺钱，能走路的她决不坐车；一年四季到处跑，经常找不到水喝，她渐渐养成了外出不喝水的习惯。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潘兰英不可能将所有的下岗职工都关照到。掂量轻重缓急，她清楚眼下最需要关照的是：老实憨厚的、社会关系少的、活动能力差的、家中有病人的、夫妻双下岗的。
　　漂染工张铁成，40多岁，一张灰白的脸上挂着半寸多长的胡子，一家三口人，妻子、儿子没有城市户口。自己下岗后，家里穷得叮当响，儿子爱画画，当爸的竟掏不出钱来给他买一支彩笔。
　　给张铁成找工作，潘兰英见人就拜托，亲自带他找过十几家企业，人家嫌他口吃，都婉言拒绝。
　　1998年6月底的一天，潘兰英打听到街道蓄电池厂要招人，领上张铁成便找上门去。人家回答说：“管事的厂长到碎石场去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潘兰英怕变卦，急忙央告：“别明天呀，你给我们写张条子，我们自己去找！”
　　碎石场在10多里外的矿山上，潘兰英二话没说，带着张铁成就上了路。
　　天下着雨，山路泥泞。潘兰英的鞋子脱了帮，一瘸一拐地在前边走，浑身上下淋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张铁成默默无语地跟在潘兰英身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碎石场收下了张铁成。有了工作，本该高兴，张铁成却像孩子一样哭起来。
　　事后，张铁成说：“那天，潘主席带我到山上去找人，我一个大男人跟在她身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妈妈送我去幼儿园的情景……”

　　“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陆宏高和妻子吕丽慧是双职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来，夫妻双下岗，一家人生活便困难起来。1996年5月，陆宏高胃穿孔住院做手术，支付医疗费使他们负债累累。潘兰英四处奔走，帮他们解燃眉之急，又牵线搭桥，先后找到市劳动就业局书记张昌安、铁山区区委书记肖唐友同他们结为帮扶对子。
　　“学点本事吧。”陆宏高出院后，潘兰英语重心长地对夫妻俩说：“再就业不能光靠别人同情。让别人扶着走，不如自己站起来往前走。”
　　“我们也想学，可是……”吕丽慧欲言又止。
　　“想学就好，”潘兰英知道他们想说的话，爽快地说：“剩下的事我帮你们办。”
　　不久，吕丽慧免费去学缝纫技术，陆宏高被送进厨师培训班。
　　一个天黑雨大的夜晚，吕丽慧夫妇相视而坐，愁眉难展。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他们想：“9点多钟了，雨又那么大，会是谁呢？”
　　打开门，潘兰英满身泥水站在门口。吕丽慧又惊又喜又心痛：“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呀？”
　　“给你们送钱呀！”潘兰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塞进吕丽慧手里。
　　吕丽慧愣住了：“我们好好的，你送钱来做什么？”
　　“我到培训的地方去过了，”潘兰英沉着脸说：“宏高两天没去参加培训了，是不是没钱交培训费又不肯对我说？你们呀，叫我说什么好呢？”
　　吕丽慧拉着潘兰英的手，哭了：“潘主席，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不是你来，他就学不成了……”
　　女工曹红夫妻下岗后，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潘兰英根据市里对特困职工的有关规定，亲自找到学校，耐心做协调工作，把曹红的孩子送进了校门。
　　企业停产5年中，潘兰英靠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帮助，先后解决了34户特困职工的子女就学问题。
　　潘兰英是1992年12月到工会工作的。那时节，丝绸厂正走向低谷，像破败的家庭，各种矛盾、纷争，一股脑儿地涌到她的面前。
　　潘兰英说：“既然选我当了工会主席，就要一心一意地为职工说话办事。”
　　“贴上血本为大家。”知情的姐妹私下给她算了一笔账：“去年，从年头到年尾，她忙了365天，年底领到的工资总共563．2元，平均每天1．5元，凭这点钱，不够买上下班的公共汽车票，不够付家里的水电费……”
　　有人问她：“你这么做，到底图什么？”
　　潘兰英还是那句话：“职工是无辜的，下岗了，不能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