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防控甲型流感的欢迎回家与自我隔离

　　作者：李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观察者说
　　甲型H1N1流感流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出现病例报告后，国内形势骤然紧张。几例报告都是输入性病例，病人在确诊后马上被隔离治疗，与他们在飞机、火车、公共场所或其他地方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都被寻找出来，隔离做医学观察。有人谴责病人把甲型H1N1流感带回国内，这使人想起SARS流行时曾有过的情景。
　　而这时，恰逢美国的大学放假，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倡议在疾病流行期间推迟回国。这既得到了许多留学生的支持，也得到国内不少人的赞扬。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总理却向留学生表示：“欢迎回家”。温家宝说：“祖国是广大留学生的家。我们都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在一些有流感疫情国家学习的留学生要多了解自身防护知识，回国后对国家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给予理解”。继之，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也有类似表示，说：“不仅是留学生，对其他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也一样”。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病毒不被国界限制，也不被行政区划或其他地域限制，但不同的制度设置，不同的个人品性对传染病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在现时代，人们频繁流动，限定人的行动自由，会给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各种不便。个人出自对他人的责任感而“自我隔离”，是品行高尚的表现，却不宜强求别人也这样做。作为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决策则更应谨慎、恰当，轻易不应限制人的行动自由———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且有充足证据证明和充分理由向公众做说明，非这样做不可。
　　近来有不少人在谈论公民社会，提出“公民性”，即“个人之间以共同体意识为前提的相互善待”。中国是否已成公民社会尚值得探讨，但“公民性”处在逐渐生成过程中，在前述面对流感流行问题的回应上，留学生、总理、疾控中心的专家的言行，应能证明这一点。
　　应对传染病，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须有政策伦理、制度伦理的思考。比如说，公共卫生，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一个人的权利，还是国家、社会整体的“公共”安全。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公共卫生，当然要首先考虑社会的、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另一种提出挑战的说法是：在今天，公共卫生在基础在人权。
　　说首先考虑整体利益、绝大多数人利益，且冠以“公共”之名，好像是理由充分。但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总体性社会走来的人不应忘记，把抽象整体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后，就很容易把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从“整体”中剥离出来。而改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我们的认识也就应改为：是一个一个的公民组成了国家；个人不是权利主体只是抽象整体的组成部分，个人应无条件地为整体做出牺牲的说法已成过去。
　　在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国家中，不同人的合法利益会有冲突，不同的权利空间会有重叠。这在传染病的防治中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说，一些人的人身自由的权利行使，在特定情况下会伤及另一些人的健康，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健康而采取的举措，却可能给一些人造成经济损失。认识到这些，不是可以以“公共”的名义无视一些人的权利和利益，做出决策和制度安排，恰恰是须在做出决策和制度安排时：
　　一，完整、全面地公开信息，负责任地做出非专业人员也听得懂的解释；二，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公众参与决策抉择和施行；三，决策中平衡、协调不同利益、主张，对人的“绝对权利”(如生命、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对其实施医药或科学实验等)必须认可、保护，对“非绝对权利”(如人身自由等)也须认可、尊重，保护是常态，“限制”和“克减”只能是非常态情状下的特例———且须在绝对没有其他可替代方法可以减轻损害，并由国家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明文规定，并须是措施与保护权利本质的目标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和相称性；措施对权利“合法侵损”的侵损程度最小。
　　对甲型H1N1流感，目前需要的是全社会、国内国外齐心合力，而事后，待一切成为过去时，需要的仍是认真地反思、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