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已故教育家陈友松先生：从苦难磨砺中走过来的老人

金涛

　　我非常爱我的父亲。对他生平的回忆，在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平凡的人，而这种平凡中蕴含着卓越的奋斗精神。他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他的目光永远紧盯着今天和明天，而把昨天置于脑后。他有激动人心的崇高目标，有达到目标的切实计划，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的坚定意志。在一定时间内，头脑中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为了这件事，他不惜精力，不惜时间，全力以赴，必要时，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他如果活着，今年该有106岁了。
　　1899年，父亲诞生在湖北省京山县群岭之间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家贫，八九岁时不得不辍学放牛。后来有个机会到武昌读书。1915年冬，父亲夺魁得入"博文书院"。他发愤读书，又于1928年底在2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为湖北省官费留美生。
　　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五年获得三级学位：学士、硕士、博士，被他的导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誉为"东亚第一学者"。他除了注重比较教育的探讨，还潜心于教育经济之研究。父亲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当局不重视教育。那时期的中国，教育经费极其短缺，这是教育事业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博士论文以《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为题，受到中国著名教育家马寅初先生的高度赞扬，并为之作序，序中写道：父亲的工作"在教育学与经济学之边缘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的未婚妻已经三十多岁，不能久等，就与别人结婚了。为了一鼓气写好论文，他以坚强的毅力把失恋的痛苦抛到一边，全力以赴做学问。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如果留在美国，立即就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还会有一个富裕殷实的家庭接纳他。但这些不能动摇他回国的决心。他历经千辛万苦，学有所成，就是为了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他怀着强烈的赤子之情，要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立志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1935年父亲回国后，蔡元培先生立即召见他，并亲书楹联"登临忽据三江会，飞动从来万里心"以示垂爱。他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学系任系主任；在厦门大学、广州勷勤大学任教；在贵州惠水（原名定番）乡政学院任实验教育主任，该学院为清华、协和、南开、燕京、金陵五大学合办；在西南联大教育系以及北京大学教育系任教授。1950年至1957年反右前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副系主任；文革后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任专职翻译；文革以后至逝世前任北京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父亲是我国电化教育、电影教育理论的拓荒者。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大夏大学开设电影教育课程，深受学者欢迎。南国农主编的《电化教育学》一书中写道："一九三五年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学系开设教育电影课，这是我国最早在大学开设的电化教育课。" "一九三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友松著述的《有声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电教专著。"同期他兼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并主编《电影教育》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电教刊物。那时，他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教片，向国人宣传科普知识。这期间多有机会向资深电影人洪深先生请教，使得科教片的质量不断提高。宣传普及的效果很好，大大拓宽了国人的眼界。他曾任中国电影教育协会理事，在旧中国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竭诚尽力。
　　父亲曾积极从事国际教育交流活动。1933年由孟禄博士推荐担任世界教育联合会扫盲组干事。1934年被选为全美教育名誉联谊会会员（必须有博士资格）。1946年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兼北平分会负责人。1947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区教育会议。
　　抗战期间，恩施湖北省政府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培养教育人才，自1941年起，在恩施建立了四所省立院校：教育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1936年停办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此前已中断了五年。教育学院于1941年秋季正式恢复，校址就在恩施五峰山。省政府通过参议会知名人士李四光等出面，电请西南联大教授陈友松博士回鄂复建省立教育学院，担任院长，并主持筹建事宜。1942年夏，父亲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筚路褴褛"的精神，在恩施地区五峰山下，披荆斩棘，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完成筹建工作，建立起教育、史地、英文、国文、音乐、数学、哲学、体育等八个系，并延揽名家担任各系领导及教学工作，甚至还建设了一批校舍。原来想离校的师生安定了情绪，寂静的山区，弦歌四起，正气浩荡。父亲在五峰山口建立牌坊，赫然镌刻十二个遒劲的颜体大字"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每字一尺见方。这校训大大振奋了师生的爱国民族意识。由此也可窥见父亲复建湖北教育学院的苦心孤诣。在开学之日，他在庄严的开学典礼上，慷慨激昂，鼓励学生立大志。他说："湖北教育学院今天诞生了。她的历史任务与时代使命是什么？古诗所说的'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就是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我们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什么这样讲？这是因为，我们是拥有五十万年历史的伟大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先千辛万苦，筚路褴褛，胼手胝足，为我们创建开拓、惨淡经营的锦绣山河，而今遭受日寇铁骑的蹂躏，我们民族命运之存亡继绝，盛衰隆替，正取决于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所处之地位，尤为关键，所负使命尤为重大，故我要振臂高呼：请同学们立大志！古人云：'士何事？曰尚志！志何在？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忧天下之忧。'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我们时代的脉搏和命运。"这诗句出自陆游的《书愤》，前一句表现陆游年轻时操练水军准备抗金的豪情，后一句表现他中年在四川镇守大散关的情境。
　　当时学习资料缺乏，有些课程甚至没有课本，参考书也不易借到。学生只能听课时随堂手抄笔记。因此，每天下课后自习时间，首先是核对和整理课堂笔记。据兰维新教授回忆，当年，陈院长常常在晚饭后，搬一把藤椅坐在学生中间，要一位笔记较全的同学大声念出来，由同学们补充，陈院长最后归纳，再指定人工整地抄录出来，公布在墙报上，供其他同学核对，以完善各人自己的笔记。那时师生的关系亲切融洽，学生们对陈院长怀有发自肺腑的敬爱之情。陈院长对学生们谆谆善诱，不辞辛劳，看到弟子们日益成长，那种快乐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
　　1935年1月父亲35岁时回到祖国，历经八年抗战又四年内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父亲已近50岁。这15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他大展宏图，锐意进取，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禀性耿直，表里如一。他对人热情真诚，与师友、学生都相处得很融洽。他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别人也无须提防他。但他一心为公、不擅权术的书生气又使他在官场中很难长期干下去。他信守的做人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在电影检查委员会干了不到一年，在恩施教育学院也仅干了一年。还是在校园教书、在报刊发表文章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情。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而屈就于达官权贵的淫威，他清高，有骨气。他离开恩施教育学院时，卖书作川资，满腔的无奈与愤懑。"清江之水何浪浪，复楚赍志走他乡。"这诗句，反映了父亲当时的心情。关于为何离去，父亲在《回忆五峰山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一文中曾有如下的描述：
　　"我本有为故乡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之志，为什么一年以后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与共的教育学院师生呢？这主要是因为我素性习惯于西南联大那种自由的学习空气，不满于恩施的政治气氛和严格的统治。例如，湖北省政府常有'扩大报告会'，我作为一院之长必须和全体师生穿着制服上山下坡奔赴会场，肃立几个小时听报告，实在浪费时间。早晨升旗我必须到场，先读《总理遗嘱》，然后还要照例讲话。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经常派人来调查学生，学院的三青团工作由教育厅厅长张伯谨直接领导，我不能插手过问。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国民党教育部直接派来的训导长吴学信，他是实行思想统治的铁杆人物，常和军事教官李亚僧发生摩擦；而李也是上级派来的，他们之间的不断矛盾纠纷，实在令我厌烦。促使我离去五峰山的导火线是，在一次省府扩大会议上，陈诚公开责骂教育学院两个左派学生闹事，当场宣布逮捕这两个学生，使我难堪。我想，这两个青年有什么罪过？！我实在难以忍受，一怒之下，向张伯谨提出辞职不干。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湖北省教育学院。"这段经历很充分地展露了父亲的人格。
　　父亲虽然离开了五峰山，但仍有许多未能办完的事萦系在心，其中最不放心的是教育学院的前途。他想教育学院如果能够由省立改为国立，则将能在人力和财力上加强，其前景将会更好。因此，他返回昆明途径重庆时，曾为此事极力奔走，得到西南联大几位老校长特别是张伯苓的支持与说项，以及通过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同事田培林转托疏通。在父亲离开五峰山半年之后，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果然于一九四四年一月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这也许并非出于他的努力，但闻此佳讯，他极为高兴，为教育学院前景庆贺，并为师生祝福。一般人都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父亲虽离开恩施，仍热心奔走，足见他对发展乡梓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
　　当然西南联大对于父亲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西南联大有自由的学术风气，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施展，可以实现他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初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先生也希望父亲尽早回联大师范学院，以便开设更多的课程。他知识渊博，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教育、哲学等有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备课认真，教学内容丰富，并指导学生大量阅读中外参考书，还经常检查批改学生的读书笔记，不厌其烦。他严格要求学生，使其逐步提高阅读和理解能力。他还以自身的经历勉励同学们刻苦学习。他说："我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大学教授，主要靠年轻时刻苦努力，奋发学习。你们要珍惜时间多读点书，立志救国，成为国家有用人材。"他对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极关心，总是想方设法去帮助解决学生们的困难。
　　一九四零年，昆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后曾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就是由陈友松教授倡议和指导的。在强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关头，陈友松教授将电化教育看作是"摧坚除强，移风易俗，继绝存亡，立心立命"的有力工具，昆明广播电台的开播，使他有了实现自己教育思想的又一阵地，在他精心指导下，"各种节目，都逐步充实起来"。内容涉及各科知识、社会生活、家庭婚姻等许多方面。"空中学校"也有了影响，听众反映甚好。很受听众的重视与欢迎。"空中学校"播音讲稿，内容比较通俗，因而对一般大众来说易于接受。抗战期间，陈友松先生是储安平先生之《观察》（重庆出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一九四五年底，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他目睹青年学生遇害，悲痛凄怆，愤慨激越，濡笔写下"沉沉怨气憾乾坤，白昼狰狞兽食人"，"恨无寸铁护髦士，尚有秃笔讨顽癫"的悼诗。（悼诗已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二·一诗选》之中）他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表达了强烈、分明的爱憎。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个介绍了苏联教育理论，于1944年出版了《苏联的教育》（重庆：商务印书馆）。
　　新中国成立前夕，傅作义将军曾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十几位北平的教授学者、社会名流开会讨论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父亲也应邀前往。到会的还有徐悲鸿、王铁崖等著名学者。与会者一致同意和平解放北平，欢迎解放军入城。
　　1949年，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的夜晚，烟火划破了夜空，宛如用珍珠玛瑙织就了一幅五彩的图画，北京的夜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明亮和璀璨。全城的居民都在观看节日的礼花，烟火的光亮映照在我们一家人的脸上，更照进了父亲的心田。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渴望，要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和同仁们设想着发展祖国教育的蓝图。这其中主要是搞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先生和后来任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伦先生。
　　面对着新的使命，父亲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学习俄语，在翻译苏联教育论著方面做了重要的贡献。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仍孜孜不倦地译作。其所译外国教育资料达数百万字。他坚持著书立说，直到晚年也未曾稍有懈怠。从他回国之日起，已出版的主要著者和译著有：《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有声教育电影》、《图书馆》、《实用学生修习法》、《实验哲学教育》、《苏联的教育》、《凯洛夫教育学》（合译）、《苏联教育史》、《人民民主国家教育》、《学校管理》（合译）、《班主任》（合译）、《杜威批判》（合译）、《杜威教育哲学》、《高等学校讲课方法》（合译）、《教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合译）、《当代西方教育哲学》（主编，1982年，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又为湖北电视大学主编《教育学》（19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父亲所作的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和他所编译的教育科学著作，对发展我国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父亲是有股倔劲的耿直人，他是心里有什么话就敢说什么话的那种人。真正作到了表里如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五七年整风时他说过，对苏联专家的话也不能迷信，不能一切都照苏联的那一套搞，我们中华民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蔡元培到黄炎培，到陶行知，有自己优秀、悠久的历史传统；美国的教育，学校管理中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结果被划成了右派。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反苏，于是又被加码定成"极右"。他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才给党提意见的。他天天挨批斗，但对斗他的人只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千万不要让我女儿看见。"那时我刚刚过了十四岁生日，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对于他的这点小小要求，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是我上大学以后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多么可敬的父亲啊！在自己默默忍受巨大的痛楚和屈辱时，还在关心爱护自己年少的女儿。虽然时隔多年，每当忆及此事，辛酸和感激的热泪都禁不住地涌流。父亲是怕我看见了，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而我即使没有看到，也能凭直觉感到那无形的沉重的压抑。我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何以抛弃了一切荣华富贵的父亲，为了爱自己的祖国，搞了一辈子教育，教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反倒成了右派？这个呕心沥血的穷教书先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反党反人民的敌人呢？只有我心里明白，母亲不这样看父亲，她比从前更体贴他了，自己节衣缩食，让父亲吃好一点，以补养他那过度劳累亏损的身体。
　　文化大革命中，他自然不能幸免。他挨斗、住牛棚、扫楼道厕所，每月只有一、二十元生活费，但即使这样也没能让他意气消沉。
　　文革后期，对他的管制放松了，居然也分到一间"过厅"。它北面没有墙，从天到地全是门和窗，外面是一个晒台。我之所以称它为"过厅"，是因为晒台是公用的。天暖时，什么时候想去晒台晾衣服或拖把，天寒时，取冻在那里的食物，是人就可推门而入，不必敲门打招呼，就如同穿城门洞那样方便。听人说，之前，这里是堆放桌椅、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当时安放一张单人木板床，就变成了父亲的栖身之所。这过厅，他至少住了十年。冬天，虽然挂上了母亲用旧被罩缝制的双层窗帘，但屋里还是冷得要命。西北风嚎叫着灌进来，穿堂而过，北边和南边的木门板和窗玻璃便奏开了不和谐的变奏曲，叮当乱响，不绝于耳。可父亲却饶有兴致地给这间斗室取名为"冷甘堂"。这"冷甘"二字自然是借自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从紧巴巴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塑料球，挂满了天花板，看上去倒也琳琅满目。我奇怪，问他干什么，回答是为了躺在硬板铺上仰望"星空"--他又怡然自得地研究起宇宙星系来了。虽然钱不够用，他还是每月买一张月票，只要一下班，他就满城转悠。星期天他也到郊外去，那时他的眼睛还看得见，他不甘寂寞，要使外界事物不断地进入他的视野。他寻访文天祥和于谦的旧祠堂，到宣武门去观赏利玛窦时期的教堂，凡是能看的展览都不错过。在郊外散步时就和老农聊天，他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心里怎么想。他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人，惟其如此，才不会被个人的挫折闷出病来。
　　在三十五年的右派生活中，他丧失了上讲台的权力，丧失了出版的权力，丧失了和朋友交往的权力。幸好，他还有劳动的权力。当然，这劳动是在被限定的范围内。具体一点说，他成了一个专职的翻译员、一个教学辅导人员。他只要沉浸到翻译工作中去，就忘了自己被专政、被限制利用、被改造的身分，依然象从前那样开足马力去工作，成了一台很好用的翻译机器。那些无偿享用这些劳动成果的后学们，无须说明出处，无须向原译者道谢。当我对此表示不平时，父亲劝我说："只要对教育事业有好处，不要计较这些鸡毛蒜皮。人的胸怀应当大一些。"
　　因为他患了青光眼，仅剩下破碎的管状视野，也就是说，他看外界的东西就象从一个空笔管里向外看，只能看见一点点，所以医生让他全休。他写字看书已经非常吃力，为了看得清楚，他在一百二十瓦的强光下工作，一写就是半夜。他对自己的眼睛简直到了虐待的程度。领导交待的任务，有时也忒急了一些。后来我陪他去眼科就医，医生和他商量说，做手术，可能改善一点视力，也可能当时就完全失明，并且手术后一段时间内会很痛苦。他毅然决定做手术。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为了取得继续工作的必要条件，他不怕冒风险，不怕痛苦。他不仅自己忍受住了手术后的剧痛，还谈笑风生，给同病房的年轻人讲故事，鼓励他们乐观向上。
　　当祖国从恶梦中重又苏醒时，他同样得到了解放。然而造物夺去了他的双眼，他完全失明了。他也成了中国残疾人协会的一员，对残联的事十分热心，不是一般的尽义务，而是几乎有求必应。父亲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盲人的生活，日常生活琐事他全试着自己做，并且一件件地做成功了。他把对子女的依赖减少到最小的限度。他愿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多做工作，少为他操心。
　　父亲在后半生历经了三十五年的坎坷，他承受政治风雨的摧残，经历亲人伤逝的悲痛，战胜廿载目盲的凄苦。在垂暮之年，拼将最后的心力去完成他未尽的使命：多写多译最重要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著作，把后来者扶上攀登学术高峰的天梯，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展，成为祖国教育事业的栋梁。他只恨自己来日无多，不能再为祖国教育事业尽力。他一生关注世界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教育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中国教育发展献计献策，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志向，就是为中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
　　他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写下长短诗几十首。引其《励志诗》中数句，足以见其抱负：
　　思为四化添砖瓦，欲效六盲事耕耘。
　　名诗似锦弥尔顿，壮志如钢柯察金。
　　爱罗先珂集童话，海伦凯勒著奇文。
　　荷马史诗非谋食，左丘国语岂为名。
　　不甘服老羞落后，但愿胜蓝喜出青。
　　好景不只黄昏好，明朝更比夕照明。
　　他怀抱着如火如荼、夕光射斗的气概，从不服老，愿在新长征中再做贡献。
　　七十年代末，父亲担任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八十年代担任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顾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并为研究会撰写论文，出谋划策。文革后还被推选为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
　　父亲除了著书外，还带研究生。他为了学生，可以废寝忘餐。只要学生学到真本领，他就比什么都快乐。文革后他带过的研究生中，先后有不少人又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早年的学生中，也有多位在国内外教育学界居于领导地位。
　　他不满足于坐在家中授课。为了教给研究生查阅图书资料的各种方法，他两次由助手陪同来到北京图书馆，从上午八点一直工作到下午五点，先后到过目录室、工具书阅览室、新书阅览室和外采组。他的记忆力好得出奇。他从前是这里的常客，虽然时隔二十载，但对这里的一切依然熟悉。他这个八旬盲翁坐镇指挥，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间屋、哪个架子、哪个位置查找哪些资料……。中午在街上的小吃店买点东西充饥，然后在馆里坐着休息一会儿，兴致一直很高。研究生们兴奋地说：和陈先生出来一次，实地学习高效率地利用图书馆，收获大极了。
　　父亲对图书馆那样熟悉，是有历史根源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曾两度在图书馆工作。第一次是在王云五先生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任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第二次是在杭州西湖图书馆任西文部主任。这第二次任职，还是王云五和胡适之两位联名向浙江省政府推荐的。父亲在1943年曾与刘伍夫合著社会教育小丛书《图书馆》，内容就源于他在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对实地事物的考察研究。书内全面讲述了图书馆和社会教育的关系、图书馆的创设行政及经费、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他一生热爱书籍，关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多次向各地图书馆捐赠藏书。由于对图书馆学的贡献和建树，他曾被推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
　　人们问他："陈老，您这样高龄，还拼命工作，为什么呢？"他沉思片刻，回答说："我曾涉猎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史哲名著，深知我身在此无限宇宙之中，自己是太渺小了。但人是万物之灵，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五十万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他的伟大贡献，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从心底油然而生。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有大同的理想，因此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应当理解，是劳苦大众培养了你，是故乡和祖国养育了你。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是毫无意义的。而当你树立了'为斯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后，任何艰难困苦就决不会使你灰心丧气。"正是这样的信念指导了他一生的道路，正是这矗立于天地之间的正气使他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从容应对，干自己想干的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肝癌夺去了我母亲的生命，母亲才六十五岁。这对年高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看得出，他深深地陷在悲痛之中。但他没有被痛苦折服。当学校负责人赶来慰问时，他谢过之后，立刻又谈起了工作。他已是一个进入高层次、高境界、物我两忘的哲人。他依旧单纯，很少杂念，很少有疙里疙瘩的东西纠缠。所以愈进入晚境，愈能以出世之境做些入世之事。自二十三岁任普通师范义务教师后的七十年岁月，他读书、教书、著书，未曾稍有懈怠，使命崇高，劳苦犹甜，那满天下灼灼的桃李就是最丰厚的回报，真是其乐无穷啊！
　　我想，这也许就是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吧，这也许就是他在历经劫数后，能以九三高龄谢世的道理吧。
　　美国教授、诗人玛克拉斯基在他自己的诗集中这样写道："你在黑暗中，却把光明带给了学生，我们的地球多么需要你这样的人！千百万个陈！"
　　他的学生们在挽辞中这样概括他的一生："忧患坚持译述，耄耋坚持教学，失明坚持著作，于公可称三绝；首创电化教育，介绍苏联教育，奠基比较教育，得一已足千秋"。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从苦难的磨砺中走过来的老人。他清瘦的面容和闪动着智慧光芒的眼睛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会一改洪亮的嗓门，轻声地问我："今天你快乐吗？有收获吗？"我也会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的，爸爸，我今天比昨天快乐，有一点儿收获。"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初稿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二稿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