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治庸问责 助推跨越发展

　　建言治庸问责 助推跨越发展
　　——市社科院召开治庸问责专家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大力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武汉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市社会科学院近日约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召开“治庸问责”专题座谈会，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建设、长效机制建立和人格激励等方面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和路径。本版现刊发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责任风暴”
　　“治庸计划”
　　的源头意义
　　□ 郑杭生
　　武汉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抓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源头，抓到了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根本。
　　“治庸计划”事实上是作风建设、标准建设和机制建设的统一。“治庸计划”提出治庸提能、治懒增效、治散聚力，努力实现党风政风明显进步，服务效能显著提升，队伍形象焕然一新，发展环境国内一流，为推动武汉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作风保障。这是作风建设。牢固树立以业绩论英雄、无功就是过的理念，牢固树立以实际表现出来的才能、以输出来的能力作为检验标准的理念，牢固树立职务岗位是“能力席位”的理念。这是标准建设。坚持事业需要的选人用人原则，完善“庸者下、能者上”的选人用人机制，更加注重在基层培养和选拔干部，着力营造良好的干事文化，促进庸者去庸，能者更能。这是机制建设。
　　“责任风暴”则是责任意识、责任体系、问责制度、责任目标的统一。在全市公务员中广泛开展爱岗敬业教育，增强岗位意识，这是责任意识。将每个岗位的责任具体化，建立科学的层次清晰的责任体系，这是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赏罚分明，使广大干部增强责任心，这是问责制度。有责必负，尽职尽责，让人民满意，这是责任目标。
　　武汉市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还贯穿着和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特点：干部是第一要素，作风是第一保障，制度是第一依靠。也就是体现了干部、作风和制度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关系。第一，无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还是在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执政党和起主导作用的政府都负有重大责任。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则要通过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来体现来实现。因此，他们提出和确认“干部是第一要素”。第二，干部的高素质，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过硬的作风上。那种“庸懒散”的作风不仅干不成事情，而且要坏大事，“庸懒散”往往成为“渎职”的根源。所以他们提出“作风是第一保障”。第三，武汉市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都贯穿着“建章立制”特点，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成果，用制度固定下来，从制度上保证它们不走过场、不摆样子，并有持久性。这是我补充的“制度是第一依靠”。应该说，这三条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来说都有源头和治本意义。
　　现在，武汉市实施“治庸问责”已经一个多月，已有109名干部受到问责，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级以上干部、19名处级干部，通报4起“庸懒散”及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初战获胜，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治庸”才能创优
　　□ 赵凌云
　　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湖北要实现“十二五”时期跨越式发展，关键要将湖北建设成发展“软环境”最优的地方之一。武汉作为湖北发展的“龙头”，理所当然要在优化软环境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近期武汉开展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这一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强烈担当精神。
　　“治庸”才能创优。发展软环境是一个地方有关发展的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总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证明，软环境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在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中，英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人才积淀、技术积累落后于荷兰、德国、法国等大陆国家，但是创业环境、创新文化优于欧洲其他区域，因此吸引了欧洲大陆地区的大量技术、工匠和创业创新人才，得以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并驶上工业化轨道。
　　如何构建优良的软环境？从国内经验来看，无非两条途径，一是内生互动式，二是外力强推式。前者主要是形成于沿海地区，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逐渐定位于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提供及时、周全、全面的公共服务，市场主体在政府的支持和服务之下谋求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后者主要发生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发展的相对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政府一些部门对市场主体的服务意识发育不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意识、管治意识浓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在惰性的作用下，往往形成对自身权利的过度主张，进而形成对市场主体发展诉求的冷漠，构成政府的“庸思”、“庸态”、“庸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外力治理，才能强力警醒政府部门的发展意识，推动政府部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治庸”必须通过主体“倒逼”。在外力强推式背景下，政府部门的创优一靠政府部门自身的觉醒，包括角色意识的自觉和服务意识的觉醒。二靠政府服务对象的外力推进，特别是市场主体和市民主体的推进。由于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惯性和惰性，仅仅依赖政府部门的自觉，进展是缓慢的，成效是有限的，必须外加政府服务客体和对象的推动和“倒逼”。这正是武汉市“责任风暴”的深层含义。
　　“治庸”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上述分析表明，所谓“庸官”、“庸行”本质上看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现象。“责任风暴”不能停留于风暴停止之时，“治庸计划”必须行之长远。因此，要通过“风暴”和“计划”形成长远和根本性的制度安排。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构建政府部门的分责制度、问责制度、追责制度；需要构建政府部门的责任文化、责任意识和责任精神；需要构建政府服务对象的“倒逼”机制与相关制度安排。惟其如此，“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才能达到应有的目标。
　　（作者系省委财经办副主任）
　　“治庸”要建设长效机制
　　□ 马小军
　　从长远来看，“治庸问责”、优化环境的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深入、持久、有力的推动这项工作仍将面临诸多阻力和困难。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各级政府要着力探索“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办法，建立、健全绩效评估、考核管理办法和责任体系，努力实现领导干部监督与考核机制的常态化、制度化和持久化。
　　必须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将政府切实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人民群众在了解有关信息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应当对行政主体进行问责的问题。问责制的良性运行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积累和释放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公民问责意识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西方国家党政官员引咎辞职往往不仅是基于具体的法规制度，更是基于浓厚的、沉淀多年的问责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舆论压力，促使其不得不承担道义责任。只有将问责文化内化在行政主体和社会大众的潜意识中，成为一种公共价值，才能使行政主体更加积极地面对社会的诉求并快速回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对行政行为负责。
　　就直接导致管理者“不在状态”的原因来看，不外乎两类：一主观上根本就不想作为，或者自身就不具备作为的能力和素质；二是客观上的确存在让人难有作为的体制及机制因素。此外，某些情况下，往往是“上面领导的意思和指示”在实际上左右着干部和管理者的工作状态。因此，一些干部及管理者身上的“不在状态”，实际上暴露出的是现行干部政绩评价标准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监管机制的不够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庸远比治贪要难得多，关键是要建立起有效的干部政绩评价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督促所有的管理者必须“在状态”。有的地区实行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制度，严肃查处混日子、守摊子的“太平官”，对于少部分“隐于市”的“太平官”，起到了警戒之效。对碌碌无为贻误工作者，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对失职渎职、造成一定损失者，且够不上法律纪律责任追究的，无为问责，就可以追究其政治责任及领导责任，让其付出政治代价。
　　治庸问责要取得长效，还必须从考核入手，向深层次和精细化推进。根据考核和问责结果，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首先，必须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全方位考核。对此，美国的“综合测评体系”侧重个性化考评，重点主要包括公务员工作业绩和内部协调情况，服务对象反映情况，创新和学习情况，与其工作相关的相关财务情况等，将内部考核权交给公务员的顶头上司，融入平时。这种考评反映了公务员工作的综合性特点，有助于公务员分析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值得借鉴。我国应探索公务员考核的具体办法，同时应引入公众评议制度，让公众有权参与决定公务员的去留。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考核，都必须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政府和公务员，与此同时，将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与体制内的官员考核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将公务员的考核纳入规范化、科学化、公开化和常态化，才能走出治庸周而复始的现实困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以制度公正激励健康人性
　　□ 欧阳康
　　在武汉市谋求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刻，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以问责制整治“庸散懒”风暴，对于激励健康人性，提升全市干部的水平与活力，强化全体市民的创造性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庸散懒”历来有之，但如果比较广泛地存在于应为精英并承担着重要社会领导责任的公务员和干部队伍之中，则有可能延误以致危害社会发展与进步，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重视和反思，从人性激励方面来探寻有效治理途径。
　　东西方文化对于人性有着性善与性恶的不同假设，其启示意义不在于是否真正存在着某种原创意义上的先天人性，而在于告诉我们人性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包含着善与恶、美与丑、积极与消极、健康与病态、保守与创新等不同性质的内容。这些因素以不同的具体方式和比例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评价与行动，使其有不同的社会表现，并获得不同的社会评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将正义定义为一种美德，其核心在于帮助人们知道如何去行动。柏拉图则把正义看作心灵的德行，把不正义看作心灵的邪恶。不管是从性善论还是性恶论的不同前提出发，社会管理者总是期盼所有人或者最大多数人的人性都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上好的表现，能够造福于他人和社会，展示健康积极的价值。
　　人性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并通过现实活动和生活而得到表现和实现的。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其人性复杂结构中的哪些方面得到激发并得以表现和实现，既依据于其认知和评价方式，取决于内部的价值取向与自我选择，也依据于一定的社会价值关系体系，取决于外部的价值导向与激发因素。这种将内在的个体因素社会化和将外在的社会因素个体化内在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及其制度。一定的社会制度将不同的个体与群体组织联系起来，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人们之间组织方式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这就凸现了制度公正的重要作用。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并将其覆盖社会各个方面，能够使每个人的基本权益都能得到合理保障，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及时和足额地获得，也使任何人都不能通过不当手段无端占有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危害他人的权益；能够以合适的比例和方式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能够合理协调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够激发绝大多数人的进取和发展热情而又消除其过度的贪欲；构建起一个比较完备的责任体系和分配体系，让每个人能够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化解各种类型的复杂社会矛盾，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大体平衡与协调地发展；能够通过张扬社会的公平正义来奖勤罚懒、抑恶扬善、褒美贬丑，强化其责任意识，给人们以压力、动力、活力和创造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那些消极负面的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那些积极上进的因素，使其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善于合作，乐于奉献，不断地趋于美德与崇高。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治庸问责”重在制度创新
　　李光
　　武汉“治庸问责”风暴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纵深发展，不仅深得市民关心、拥护和支持，而且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和一些城市效行。此次“治庸问责”风暴影响极其深远，其重要意义决不限于武汉和湖北，可将其视为我国“十二五”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攻坚的先行先试。在“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方面，武汉正率先领略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春江水暖。
　　武汉“治庸问责”风暴重头戏开启之时，世人更关注“治庸问责”的常态化和长效机制问题。笔者认为：“治庸问责”要形成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常态化和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纵观武汉城市发展中一批多年来未能很好解决的“疑难杂症”，剖析民众视野中近乎习以为常的“庸习”、“懒态”和“散状”，透过市民深恶痛绝的“庸懒散”现象看实质，其根源在于行政管理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发展，并已失去部分自组织性和活力，迫切需要行政管理制度创新。正所谓“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
　　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组织系统及其成员的行为，尽可能消解行为主体人性弱点、增强行为能力并适应行为环境的变化。制度创新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和完善制度的动态过程，旨在不断提高组织系统的协调性及管理的有效性。基于“治庸问责”风暴的制度创新之所以关键，是由行政管理制度的规范性、基础性、稳定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等特性所决定的。从规范性看，行政管理制度是政府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原则、管理策略、管理方法的具体体现，是政府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从基础看，行政管理制度是政府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也是政府有序运行的体制框架，可以说制度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从稳定性看，尽管行政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演化过程，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创新，但制度一旦形成会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并会自我强化，形成惯性和路径依赖。从长期性看，行政管理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其内核因不断强化而固化，会在较长时间里产生综合效用。从整体性看，行政管理制度是一个系统，系统各部分或要素相互联系，共同发挥整体，任何缺失及不协调都会影响其结构、功能和效用。综上所述，基于武汉“治庸问责”风暴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必须着眼于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以及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既要着力于某项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更要着力于各项行政管理制度之间的衔接、联系、互补和兼容，以形成行政管理制度系统整体的综合效应。
　　在“治庸问责”风暴向纵深发展之时，更期待武汉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走在全国前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