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华国锋却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5月17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还指责这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中央党校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人员感受到了一种压力。罗瑞卿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篇文章。他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又说：“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就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军队内又出了一件从表面上看与此次讨论无关而实际却有密切联系的事情。
1978年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广东省湛江港爆炸沉没。这是一起海军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事故。它反映了“文革”以来“左”的一套对我军建设造成的严重损害，事故发生后，邓小平对海军司令部和海军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批评。
海军主要负责人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他为阻挠大家的批评，而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海军160号导弹驱逐舰事故对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4月12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对他表示支持。华还对他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他召集海军几位副司令开会布置此事，提出要立即准备，要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参加检阅。要求绝对保密。参谋长杨国宇提出，此事应向萧劲光司令员报告，他同意。杨又提出，事先应向总参报告，其余同志也说：还应向军委报告。他说：“不用，这是我亲自向华主席汇报，华当面批准的。这不是调兵是检阅，向军委、总参报不报，关系不大。”
4月13日，杨国宇向萧劲光报告，萧指示：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4月15日，杨再次向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要向军委、总参报告，否则调不动部队。他同意后，杨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4月17日，正在301医院试用假肢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后来，到1979年7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
此事处理完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党内仍相持不下。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这一番话引起了不同的反映。全党上下都十分拥护。中央党校原来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人员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但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邓小平这一对他们的中肯批评仍然不肯接受。6月15日，有关部门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然批评《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毛主席。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去找《解放军报》副主编姚远方，谈起他读了邓小平讲话的喜悦心情。姚问吴能否给《解放军报》写一篇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吴欣然同意。姚远方向罗瑞卿报告了此事，罗瑞卿让姚赶快去找吴。吴很快就撰写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据说原是为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显然，经过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那么一讲，此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都不可能发表了。这时，《解放军报》向吴江约稿，吴便决定将此文送给《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社打好清样后，立即送给罗瑞卿。罗瑞卿读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本来，罗瑞卿想去北戴河住几天。“文革”前，为了做好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他常去北戴河，他学会游泳也是在北戴河。复出后，他很想旧地重游。但是，为了改好这篇文章，他决定把去北戴河的时间往后推。随后便集中精力修改文章。他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阅，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同《解放军报》社通了5次电话。他还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就此文进行过反复磋商。后来，1981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曾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
文章基本定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这时，华楠决定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华出国前，罗瑞卿又给他打电话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
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不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罗瑞卿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盛会的胜利召开，但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迸发出的光辉就像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绚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罗瑞卿复出仅仅过了11个月。这是异常紧张的11个月，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他虽然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就又同“文革”以前一样，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被解除“监护”以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他而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便少喝水，以减少去盥洗室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肢也不摘，便和衣躺着休息一会。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1978年1月初，他因患重感冒住院。据秘书记载，1月9日上午从10点到11点半，他即对9名军以上干部的任命、调动同有关人员进行了磋商后做出决定，批转了两位高级干部的信件，就有关作战等问题做出三项决定。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作战部长谭旌樵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几乎每天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解放军报》的夜班编辑下班后也习惯性地要等到报社领导传来他的指示后才去休息。据《解放军报社》的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12月15日至1978年7月中旬这8个月间，罗瑞卿对《解放军报》社的“简报”做出的重要批示就有14项。战友和亲属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我们今天就是要当这个拼命三郎。”他还常常说：“我今年七十二岁，要当着二十七岁过。”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干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十余年时间，以尽力弥补国家和军队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罗瑞卿常常说：“做领导工作光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是危险的。”“文革”前，为了视察海防边防，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沿海和边疆各省。他到过许多国防工程和工厂。复出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内视察过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国防工事和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而使罗瑞卿感到于心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着走出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党组织请了两位联邦德国专家来给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肢，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当时由于在国内安装人造股骨头技术上尚有困难，罗瑞卿有了出国治腿的想法。
1978年3月，郝治平查体时，肺部被发现有一处阴影。连续观察，未好转。3月13日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移到肺部。罗瑞卿听了这一消息忧心如焚。他对孩子们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随后，罗瑞卿请出访联邦德国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联邦德国做安假肢手术的情况，作一些调查，搜集一些有关资料。4月间，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准备去联邦德国治腿，中央同意。5月中旬，301医院将罗瑞卿病情材料以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光照片交信使送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由他们同联邦德国方面交涉。6月，去联邦德国治腿事已定，并开始着手筹备。
7月3日上午，罗瑞卿在西山办公的地方接见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民航局长沈图。当他们来到时，罗瑞卿坐在轮椅里带一点歉意地说：“我不能站立起来迎接你们了。”
他们互致问候后，罗瑞卿说：“中央批准我去联邦德国治病，要坐民航飞机去。”他边说边将中央批准的报告递给张廷发。张看了一下又交给沈图。“没有腿真不方便。”罗瑞卿等沈图看完，一面轻轻抚着残腿，一面说，“不要说下去调查研究，就是生活自理也困难。”他露出一丝苦笑，“这次中央为我出国治病，做了十分仔细的安排，国家又为我花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
这件事张廷发可能早已知道，未说什么。沈图是头一次听说，不禁问道：“有把握吧？”
“王炳南和钱信忠同志都做过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残疾人很多，安装假肢恢复行走功能的也很多。在这方面，他们的医疗技术和经验都是第一流的。我的病历已经寄去了，他们的答复是做这样的手术没有问题，有99％的把握。”
为了安全到达波恩，张廷发、沈图又向罗瑞卿汇报，使用波音2408号飞机，15日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经乌鲁木齐、布加勒斯特的航线。
罗瑞卿问：“在西郊机场，波音707起飞有问题吗？”
张廷发答：“虽然过去没有起飞过，从机场条件说，理论上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试飞一下。”
罗：“那就还是到首都机场吧，无非是多跑几十公里。”
张：“你行动不方便，等我们试飞后再说，争取在西郊。”罗瑞卿决定，这个问题先不定。起飞时间定在7月15日。
7月4日，中国民航总局向国务院、中央军委送去《关于执行罗瑞卿秘书长专机任务准备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