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锋破格升迁背后的湖北人事密码

　　在大陆地方政治中，鄂官这一群体，并不像老少边穷地区官员或“上海牌”干部等，那样形象鲜明。

　　这一方面与湖北省经济总量较小有关。据2010年底的数据显示，湖北全省GDP为15806亿元，排名大陆第十位。这其中只有武汉、宜昌、襄阳三地GDP超1000亿元（武汉为5515亿元，几乎是宜昌、襄阳两地GDP总和的两倍），其余13个主要地市都低于这个数字，个别地市不到300亿元。

　　另一方面，也在于鄂籍省部级官员的数量本身就极为有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入地方省委常委领导序列的官员近400人，其中鄂籍省部级官员未超过20人，不及在位山东籍省部级干部人数的一半。

　　事实上，在这份不超过20人的名单中，约有三分之一的鄂籍干部主政湖北本地，且并无他省施政经验。余下几乎三分之二的鄂籍官员都是异地为官，仕途起点与个人履历，与湖北并无交集。换言之，通过干部交流形式，调出省外的湖北省委常委级别的官员，并不多见。

　　鄂籍高官跨省交流稀缺的同时，湖北省经济发展近年来可打的概念牌又越来越多。十六大后，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十七大后，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种海绵吸水一样的政策获取势头，从东部地区传导至湖北后，这个大陆中部省份的从政经验含金量，也随之看涨。

　　对于外省籍干部的仕途而言，湖北的升迁“中转站”效应，也就凸显开来。

　　周森锋背后

　　5月5日，湖北省召开市县换届工作会议，正式对外公布：依据中央和省委部署，湖北省的市县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

　　而主要人事则需要提前布置好。2011年4月，湖北省组织部贴出告示，对“史上最年轻市长”的周森锋，拟交流提拔任职使用。

　　榜单一出，令湖北组织部和周森锋迅速陷入舆论漩涡。

　　周森锋原籍河南，清华硕士学历，仕途起端于湖北襄樊市建委（现襄樊已更名为襄阳），2009年，他以29岁的年龄升任湖北省宜城市长时（县级市），就引起舆论对其身份的关切。而任职未满2年之际又获升迁，更加让一些人揣测其后台的坚硬。

　　一位组织部门人士私下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就周森锋来说，据其了解，其实并无什么家庭背景，但其他一些地方在年轻干部提拔中确实存在疑窦。

　　即便湖北官方多次解释，至今年5月周森锋担任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代理区长后，争议依然难除。

　　湖北敢在全国创造“快速提拔年轻干部”的典型，离不开湖北干部结构现状。据一位官场人士观察，湖北在干部年轻化及大胆提拔问题上，相对其他省份曾有一段时期较为滞后。

　　鄂籍官员年龄堆积

　　湖北省委常委目前的人员构成，绝大多数属于湖北本土培养干部，极少有外地交流背景。

　　目前湖北省委常委中并未出现1960年代出生的干部。而在邻省湖南，其省委常委中的“60后”有三位，河南、山西是各两位，安徽一位。从年龄层次上，湖北省委常委群体要比其他的中部省份更“老”一些。

　　在地市层级上，上一次大规模的地市换届（2006年）结束后，经湖北省党建研究会课题组做的《改革开放30年湖北组织工作的回顾与思考》统计，湖北地市州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几乎没有变化，市州政府班子成员年龄平均比换届前降低2.7岁，县市区党委成员平均年龄下降只有0.38岁。

　　一方面是湖北本土干部年龄堆积，另一方面，在目前大陆地方省委常委领导序列近400人中，由鄂籍本土省部级官员，调到外地任省委常委的情况又很稀疏。就目前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原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汤涛（湖北籍）于2008年调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是近年来少有的案例之一。

　　这形成了本地官员升迁管道略微拥挤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地市层级的官员年龄偏大。

　　与鄂籍官员相比，非鄂籍湖北干部的出路又有所不同。如长期在湖北工作，后从湖北调出的周济（上海籍，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苗圩（河北籍，曾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等外省籍本土干部，其上升通道就显得开阔一些。

　　不过，拥有鄂籍，且从政起点不在湖北的官员，进入其他地方省委常委的人数，反倒比在湖北当政的鄂籍官员多。如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从共青团西藏委员会组织部起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从司法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做起。他们都是鄂籍干部，且为“60后”。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湖北以外的地方省委中，出任常委的鄂籍官员至少有12名，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起于团中央，或者中央部委，再通过“空降”的方式到地方。

　　李王组合推“两型社会”

　　湖北曾是共和国工业化重镇之一，改革开放后其经济一度落后于沿海省份。如今，与沿海省份的产业合作由李鸿忠与王国生的党政组合进行突破。

　　王国生是湖北省委常委层级，最新吸收到的新鲜血液。作为前江苏省委副书记，他于去年年底调入湖北任省长一职，而原省长李鸿忠，则同步接替年龄到站的罗清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

　　一般认为，1956年出生的李鸿忠是标准的秘书出身官员。其早年在辽宁省委办公厅与电子工业部工作期间担任李铁映秘书，1980年代后期“空降”广东，从挂职惠州市副市长做起，先后担任广东省内要职，为粤港两地人所熟悉。2007年底调入湖北的消息传出后，湖北省内官员对于这一人事任免心领神会，李鸿忠本人在第一次与全省领导干部见面时，也表示明了湖北领导干部的心理，他说“我从沿海地区来，大家也有一些期望”。

　　与李鸿忠同岁的王国生，则具备地市级一把手的执政经验，在经贸口、宣传口都曾任职，履历严整。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在宣布其任免决定时，认为其“对经济和党务工作都比较熟悉”，这与李鸿忠的个人特质也颇为相似。

　　李鸿忠与王国生的组合，在主打“中部崛起”概念的六省范围内（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李鸿忠具备“深圳经验”，而王国生长期参与治理经济活跃的江苏省。中央一前一后，直接调入两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担任党政一把手，是其他中部省区所没有的待遇。

　　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湖北进入“中部崛起”战略，特别是武汉城市圈成为“两型社会”试点之一（另一个试点是湖南省内的长株潭城市群）有关。

　　2007年底湖北获得“两型社会”试点之后，俞正声已离开湖北两个月。外界普遍认为“两型社会”试点系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所遗留的政治遗产。而作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一任务，如果没有来自沿海省份官员的穿针引线，实难完成。与此同时，在大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之后，早前已开发的沿海省份，其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如何平稳地将原有产业西进内地，就成为了一道迫切并没有前例可循的新题目。

　　中央寄望湖北、湖南通过“两型社会”先行先试，找到可供参考的方式。而欲谋事，先成人事，为湖北配备对路的党政一把手，正是让这一设想顺利实现的前提之一。

　　事实上，李鸿忠到任湖北之后，力促粤深鄂经贸合作，省内宜昌市很快开建深圳工业园。大陆媒体预测，至2012年规划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深圳工业园将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带动整个宜昌城市工业总产值，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俞正声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上海与湖北之间的经贸联系也频密起来。自2008年起，上海定期举办鄂沪（长三角地区）经贸合作洽谈会，其主要议程也是将本地的部分现有产业转移到湖北。俞正声曾对到访的湖北官员说，上海、湖北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互补性较强。他同时承诺，下一步将推动两地加强交流合作。

　　由此不难看出，王国生的到来，对于推进湖北与沿海地区的经贸合作的意味。今年四五月间，新省长王国生与李鸿忠已带领湖北党政代表团，分别赴湖南、安徽这样的湖北周边省份学习考察，熟悉中部省份的经济运行情况。

　　从历史数据上看，俞正声之后的湖北省委书记与省长的搭配，与俞之前的情况相比，已经出现了显著不同—1980年代以来的党政一把手搭档，多有石化、机械等重工业部门背景（湖北省内有武钢、武船、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大型国有企业），至俞正声由中央部委“空降”后，目前湖北省委书记与省长的配对，更侧重于区域经济经验。这种趋势恰与湖北当下的命运轨迹暗合。(胡佳恒)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