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官与修身浅说

    蜀汉丞相诸葛亮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之所以能够匡辅刘备兴汉，流芳百世，为历代君臣百姓仰慕称颂，关键是他无私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兴汉大业之中。而这投入又因了自身修养的高洁而使其一生闪光。

    当我们捧读《诸葛亮集》时，深感其潜藏着巨大能量和认识价值，理当成为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将修身一题试作研讨。

    诸葛亮54年的历程，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3+14+27。他的思想、素养、品德的形成，正是与成熟期的14年密不可分，这关键的14年恰是在襄阳度过的；虽前13年，战乱只能给予他迷茫的印象，但重要的青年时期却得道于襄阳，受益于师友，为他出山从政获得了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存在决定意识，青少年时期的苦难与磨砺，无疑是建筑人生的基座。(一)以身许国的宏大志愿是在襄阳这块土地上孕育而成的。如果说《隆中对》蓝图的勾勒是三国鼎立的预言，那么，魏蜀吴的形成却早在未来政治家悉心运筹帷幄之中。这是诸葛亮自学自励的结晶，是作为政治家素质的显示。的确，这期间，他就读于学业堂；通读了各家典籍《管子》、《韩非子》、《春秋》等。饱览群籍，自然地萌生了追慕前人，统一华夏，不让黎民涂炭的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栖身隆中，躬耕以苦其心志，“自比管乐”便成其为抒发情怀的鸿鹄之志，尽管师友中，有的灰心于宦海，有的怀才不遇而消沉，但他所汲取的则是积极因素，在正视现实中，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兴汉室于水火，拯生灵于涂炭，夙愿既立，除却了俗子为官唯利禄是图的邪念，因之，求学访友，充实才智，加强修养，直到“三顾”，终究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这些师友的举荐、共识是在交往中取得的，所以说，诸葛亮的出山丝毫不存在个人物欲及权欲，他的政治生涯正说明了这一点。

    诸葛亮的人品政绩，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位居丞相，奉节托孤，甚至当时的李严就曾公开劝他进爵称王，而他的答复却光明磊落，掷地有声：“今讨贼未效，知已未答，坐自贵大，非其义也；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答李严书)“志当存高远”是他告诫子侄辈的名言，更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灵魂深处不为利禄所污染，实在难能可贵。官居相位，造福生民，以身许国，他的一言一行是为官的风范，伦理道德是自我修养的基本素质，否则，何谈施展抱负，为民造福!诸葛亮为什么能抱着身体力行并终其一生而无悔，这就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决定意识。

    友的教益给予了他才智和力量，铸造了他高尚的人品和丰富的学识。诸葛亮在襄阳的交往，可以说往来俱高土，谈笑皆学问。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都是襄阳一带德高望重的长者，徐庶、孟公威、崔州平等均是饱学经纶的有识之土，他们兴游于山水，唱和于杯盏，切磋学问，认识事理，使得他接受了许多熏陶，更重要的一点，诸葛亮能够从他们身上择其善者而从之。纵论九州风云应该是他们间的主要话题，审时度势，鞭辟人里的政论，大智大意，使师友为之惊叹，也切合无立足之地的刘备心意，隆中一席议论，表明诸葛亮的才智，其斗争策略既是诸师友教益的结果，也是诸葛亮自身学识修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东汉末年的豪强争霸，官僚豪夺，民不聊生的惨景，使他深深感到社会纷乱的根本原因是那些人为满足私欲而横行，要割掉腐朽的社会毒瘤，就必须清明政治，整肃贪官。诸葛亮对受到师友的帮助是牢记胸怀的。他在《与群下教》中也这样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与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在《论交》中指出：“势力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交，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可见交友方面，他是有选择的。

    善其身，获其益，他是把交谊当作求教，当作心灵间的交流，当作培植自己崇高品质的土壤和对照自身的明镜。

    (三)战乱流离，躬耕陇亩，体察民情，使其懂得了待人接物的真谛，深谙治世用人之道。诸葛亮随叔父由山东琅邪故里南下，一路见到了饥民流离失所；在襄阳躬耕陇亩时，接触了众多得不到温饱的农夫老小，因此由怜悯同情到憎恨，进而悟出其间的问题所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官僚压榨，政治集团间的争战掠夺。他从儒家学说中找到答案，欲治国平天下，统治者首先必须树立民为贵的信念，洁身自好。他生动地喻之为“列宿为之官府，众星为之人民”(《治国第一》)。在《诫外甥书》中强调指出，“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把修身和追求自身价值作为做人的首要准则。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历史的实践看，修身养性是他不可离的信条。师友熏陶，前朝鉴戒，是其彻悟的要诀，诸葛亮以大业为重，任人选贤，不囿于亲友，不结党营私，而诚信待人，赏罚严明，率先垂范。他深有感触地说：“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待人诚信仁义，不以己之好恶从事。至于挥泪斩马谡，不以爱将而庇护，其家小却受到爱怜关照；对于中都护李平始而重用，后察觉其营利自私，心术颠倒，便上表弹劾，并自责“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在马谡失街亭后同样上表白贬三等。作为丞相在处置失误的同．时，并未一味推卸，责怪下属，反而严格要求自身，自责自贬，诚不失为明相，如果不是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实难做到。

    这与那些急功近利、文过饰非之徒又何止天壤之别。功盖蜀汉的诸葛亮为当时朝野上下所公认，而他却仍慎独其身，虚怀若谷，不忘托孤重负。李严劝他进爵称王，面对现实，谋位唾手而得，却未贪天功为已有；当北伐归来，朝野热烈拜贺，而他却冷漠待之，并正告：“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受贺能不为愧。”如是品格与那些蝇营狗苟的官痞相比，岂不令人对诸葛亮更加景仰。政治清明的蜀汉，来自于诸葛亮的不忘律己，在发布的《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中，强调指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他以身垂范。敕官吏勤政律己，以期出现清平社会。自律，作为主体，是一种自身完善，作为客体，则是塑造了一种典范。又因为自律中内涵的品德风范和行为准则，势必散发出凛凛正气的光芒而照亮众人，从而形成一种风气，再敕官吏以勤政白省，治政之道也就没有了阻隔。(四)“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诸葛亮在《治国第一》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治家的严肃性。从社会纷乱现象，官吏贪婪，透析到官本位的劣根性。家族血缘，微妙的亲情关系，成了多少社会弊端的根源；子袭父职，权贵豪族纵容纨袴子弟为害一方，诸葛亮从青年时代就耳闻目睹，试想：寡廉鲜耻之徒何以为民之父母!不以道德修身学识取仕，其遗害何止千载!因之他的家庭观、价值观就必然不同凡响。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孔明择妇看中的是黄氏的才智聪慧，精工巧作，再就是受到黄承彦学识人品的影响。透过这—选择，人们看到他相中的是人的内在之美——智慧、才能、气质和品格。这是由生理外表向精神灵魂的提升，是对“美”的一个高层次的追求。从诸葛亮择妇中，显示出他自身内在的美。齐家，是修身极为重要的方面，“私”字最易渗透在成员间的处置上，治家就成为诸葛亮治世的一个内容。史料未记载诸葛亮封妻荫子的事，倒是家教森严的名言铭刻在史册上。他对子侄辈的教育从不放松，勉其刻苦做人。8岁的爱子诸葛瞻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在《诫子书》中严厉指出：“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生活在他身边的从子诸葛乔，未让他坐享荣禄，而是安排在远征的军中，与军土一起在艰苦残酷的征战中磨炼。在《诫外甥书》中他尖锐地指出：“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从诸葛亮这些治家格言中，可以看出他是把齐家修身融会一体的，这是他品德高尚的又一佐证。诸葛亮临终遗言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交待后事时说：“不起坟茔，惟深林茂柏，攒蔚川阜，莫名墓茔所在。”“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惟恐后人怠堕，明确提出“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以促其自立，不仰仗先人余荫处世。淡泊明志，修身齐家的一言一行，当是他终生不渝的总结，同样是他理想人格的追求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