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斌：寻找悲情中的阳光——《布袋沟》创作随感

　　写完《布袋沟》，就像想哭的人，终于哭出来了。

　　新中国60年是中华五千年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磨难，可贵的是我们不但没有趴下，而且更增强了奋发的信心和毅力。中华民族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得益于8亿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农民。他们以自己的坚强、牺牲和微不足道，更显得伟大而可贵。

　　作为农民作家，我一直在努力使我的作品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60年来，社会发展是肯定的，繁华只是表面，繁华的背后会有多少悲惨、悲壮的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拉读者一起走进最底层的布袋沟。一村人，一沟事，地在变，人在变，变中有苦有乐，有喜有悲。重压下的农民，悲情中有阳光，丑陋里藏伟大，他们只有哭泣、没有哭叫，往往是擦把汗、揩把泪，继续肩负起沉重的挑担。

　　故事从一开始我在寻找一个理由，农民为什么一直忠诚于共产党？关于这个问题并不是后来很多文章里描述的那样，是被逼迫违心喊万岁，而大多数农民是发自心底的，直至今天，他们依旧对当年所遭受的苦难无怨无悔，这几乎是个谜。

　　于是我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黄河发洪水，古老三南逃途中，被国军团长牛金虎买下为亡父作陪葬，逃出墓穴后，走途无路时被李先念的新四军救下，两人逃到布袋沟。同时家住长江边的高敬保与恶霸结仇，举家从长江边逃到布袋沟。于是黄河边的“呔子”古老三与长江边的“蛮子”高敬保在炎帝故里的布袋沟会合了。解放后大队组织青年投击队在布袋沟开荒种地，一群青年男女恋爱结婚，在这里繁衍后代，发生了诸多故事。后来春香姑娘与大她20多岁的王教授结婚以换取他到布袋沟教乡亲们种香菇。高敬保的儿子高禾在外发展受挫，回布袋沟办起了菇业有限公司。布袋沟从此彻底改变命运......

　　小说中我一直在努力展现以古老三为代表那代人一种精神，他们的伟大体现在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对国家、对党的忠，以及吃苦、勤劳，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等众多方面，可以说那一代人的精神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为挖掘他们的精神，我抓住一个共性--质朴。小说中的农民有很多质朴的表现。如：当革命战士李唤芝向古老三求救时，他们认为李先念的兵救过自己，自己得豁出命来救她；古老三为救革命战士死了老婆从不向任何人表功，以至后来为此蒙冤，挨打了还说：“我是革命干部，我代替党和毛主席受冤屈值得，自古以来都是官欺压百姓，唯独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反过来人民批干部。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啊！他宁可叫自己的干部受冤屈，不让老百姓受委屈，跟着他冤死我一百回也甘心。”还有布袋沟每年多交一万斤公粮任务；古老三将抚恤金全交党费；徐星兰用错了卫生纸，要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乡亲们出资为王教授塑像等等，农民的质朴虽然沉重，可开创了美好时代，留下了美好风范。

　　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会发现农民身上的美是无处不在的，哪怕是伤疤上、泪痕里。沉重的生活扭曲了农民的行为，有些事看起来很丑陋，我要在他们的丑中挖掘美，寻找悲情中的阳光。农民有些行为不能简单地用“堕落”一词加以形容，因为那种丑陋中包含伟大。

　　农民是大多数，他们的感受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感受，可惜他们不会发声、无权发声。特殊的国情导致了最大的群体，最小的声音。而有些精英们观点是自私的，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忽视了农民的真正感受，认为那个时代自己吃了亏就是万恶的，就满是仇恨，没有站在国家、民族和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而小说中的古老三在受迫害、挨批斗时还认为：自己天天训斥人，今天对这个过不去，明天对那个不公平，人家正一肚子怨气哩！不弄个机会让人家发泄一下，那还不把人憋死？让人家揭一揭短处，批一批思想，人家心气顺了，自己也知道哪方面该改正了。这就是一种伟大。

　　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纪录者和历史的见证人，本应该有更博大的胸怀，最好像农民一样，多点实干，少点抱怨，不要老陷入谁对谁错的牛角尖中。要知道任何制度都是双刃剑，我们要学会公平看待历史、正确认识当今。

　　不能公正地认识过去，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未来。无须简单地否认哪个时代，需要的是农民身上那种特有的宽怀与包容。

　　所以，对小说中的很多荒唐故事，甚至失位的价值观我都不忍心批判。我要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时代的错都不是农民的错，愚忠的农民从来都是将错误造成的恶果默默吞咽，背负起更沉重的生活，以加倍的努力和忍受来抵消社会对他们的不公。这就是那一代人、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

　　在这里我在特别感谢省作协领导，是他们破天荒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民作家，给我们手把手的培训和指导。感谢未留姓名的专家组老师，对我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何子英，在她的指导下，我对情节和故事作了大幅调整，增加了多处环境、细节、心理等方面的描写，使主题更深化一些，故事、人物也更加丰满，人物性格也凸显出来了，还融进了一些乡村文化，为我的小说走向成熟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