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荒湖》跋

　　本与余书林素不相识，是文学把我们拉在了一起。2009年湖北省作协签约了一批农民作家，并请本省评论家与他们一一“结对子”。 余书林长篇小说《荒湖》选题中标“湖北省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丛书”，我即有缘与余书林“配对”。平日忙于各项事务的我，很乐意答应了省作协的邀约。我认为这一举措体现了评论家参与文学事业的真义。评论家不能只当食客，对厨师的烹饪好的菜肴品头论足，还应与厨师一起下厨房，共同烹饪大餐美食。想当年高玉宝、冯德英之名作问世，背后有多少编辑和评论家作无名英雄。

　　余书林取了个很谦虚的笔名：愚拙。1966年读完小学文革就开始了，这个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孙子，被剥夺了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之后他借助字典识字、读书，热爱上了文学。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起，笔耕不辍，在省内外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尤以小小说数量为甚。有小小说专集《蛇缘》出版。《中国文化报》、《湖北日报》报道过其写作成绩，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老余深知，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靠写作进入体制、改变生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他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写作之于他，是热爱、是不得不倾诉的冲动、是梦幻。徜徉于虚构的文学世界、沉醉于审美的文学梦境，充实心灵、确证自我，呕心沥血、自得其乐。

　　我们电话联系上以后，他就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三个中短篇。这个跟高玉宝、冯德英文化程度相仿的作家，创作起点比我想象的高得多，令我肃然起敬。比如中篇小说《女“村人大”代表》以世纪之交荆楚大地的一个乡村为背景，围绕着收缴提留、抗旱等故事，真切生动地表达了村民、村民代表和县、乡、村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赞扬了张月萼式的具有政治民主意识的新世纪农村青年知识女性，亦贬抑了乡、村干部队伍中的某些不良形象，还充分描写了村民群体的参政状态的复杂性，精细地展现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面貌和民主化进程，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切写照。表现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精微观察和对乡村政治的严峻关切，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其对“女人大代表”张月萼的丰满刻划和对乡村风情的细腻展示，又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含量。

　　《女“村人大”代表》是中国农村政治民主真切鲜活的文本。我十分看好这个作品，提了些修改意见供他参考。并推荐给《福建文学》刊发，同期还配发了我的一篇评论。这是我们的一次愉快的合作。

　　他的长篇小说《荒湖》描写了一个村庄黄、吴两个家族几代人的恩怨纠葛，两家的祖先为争地方特产资源明争暗斗，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两家终于化解了恩怨，共同奔向富裕之路。基本上写出了时代的变迁和水乡的变化。作品主题有积极意义。

　　小说展现了黄、吴两姓人家祖孙四代的矛盾纠葛，两家从为了争夺凤姣米、黄湾藕的种植权而斗争，到最后冰释前嫌合力发展民俗产业，共同为荒湖的建设而努力，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围绕黄湾藕和凤姣米的百年兴衰，展示出了荒湖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风貌。乡风民俗，风味浓郁。在长河式的叙事中，贯穿婚丧嫁娶等荆楚民俗，丧歌、喜歌等的铺陈，上梁时的“鲁班咒语”的刻画，为荆楚民风民俗的历史变迁留下写真。故事饱满充实，两村“斗智斗勇”的情节较为生动，几个主要人物也各有性格。

　　以黄发权为叙事视角，结构较完整，也有新意。小说采取编年体的写法，作品开头以贬王岛、凤姣稻的传说为引子，展开了荒湖原始的自然风貌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勾起了读者的兴趣。以黄发权贯穿始终，使这个时间跨度较大、几个时段笔墨比较平均的长篇不致于冗杂和沉闷。当然，如果作更高要求，《荒湖》还带有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之缺憾。写出了人做什么和怎样做，但为什么这样做还可铺叙得更充分一些。从时代与人性的双向互动中写人之言行心理，写出非如此不可的性格发展逻辑。

　　《荒湖》，从提纲到初稿到修改稿，都给我看过。他前后发来的几部作品都是电子版，但我杂务甚多，很难集中时间坐在电脑前细读。于是打印成册，随身携带，一有空就读几页，边读边写下我的修改意见，反馈意见既有电子版也有纸质版。文末附有几张旁批着我用红笔修改后的复印件，是为我们合作的一个纪念。

　　我两次专门驱车到潜江与他交换意见，并到他的“荒湖”实地考察体验。二人合影的背景就是余书林的“荒湖”。

　　我对湖北省作协专项扶持农民作家的举措是非常赞赏的，也十分荣幸地成为这个活动的参与者，这是我文学生涯中的一段有特殊意义的终生难忘的经历。感谢省作协让我和老余“结对子”，一年多的合作，我们成了朋友。衷心希望老余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