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业，就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自1986年踏出校门的那一刻起，陈刚毅的生命就与湖北交通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宜黄高速、黄黄高速、京珠高速和国省道干线公路的勘察、设计、监理、设代、项目管理的升级改造和大修工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特别是1990年—1994年参加宜黄路的建设，他第一次做了项目经理，第一次有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机会，第一次体验搞工程建设交通人的那份责任感。20年的工程实践和磨练，使他逐渐成长为懂设计、会施工、善管理的“多面手”。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在哪个岗位上，陈刚毅都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干事业，就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2001年初，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接到任务，在西藏山南地区援建一条湖北大道。陈刚毅得知消息，第一个报了名。组织决定，由他出任总工程师兼工程技术部主任，带领设计院14名技术骨干，于4月15日奔赴西藏，组成湖北大道项目部。这条大道是当时湖北第二大援藏项目，也是西藏交通史上第一个“交钥匙工程”。任务光荣，责任重大！
从进藏那天起，陈刚毅和同事们，就一门心思扑在了工地上。从材料选购、施工管理到质量检测，他们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作为这项工程的质量和技术负责人，陈刚毅的“认真”和“严格”在项目部是有口皆碑。工程开工的头一个月，项目部还来不及配车，陈刚毅前往工地视察现场，都是徒步而行。在海拔3500多米的高原上，平常人走不了几步路就会气喘吁吁，稍微严重的还会出现头晕、心慌和呕吐现象，可陈刚毅不管高原反应有多强烈，每天都坚持赶到施工现场检查进度、把关质量。一天下来，要走十几公里的路程。
在西藏，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阳光下的路面温度可以高达50度，站在太阳底下工作，强烈的高原反应加上紫外线的照射，经常能让人头晕目眩，头皮发疼。而到了晚上，特别是凌晨，温度却只有3-5度。
在路面施工的前三个月里，是水泥板养生的重要时期，为了确保工程进度，陈纲要一每天晚上裹着棉大衣，打着手电筒摸黑赶到施工现场，仔细观察温度，优化养生方案。
陈刚毅对工程的“认真”和“严格”是有名的。
有一次，陈刚毅发现一段200米的水泥稳定层强度不合格，他深深地知道，如果水泥稳定层强度不合格的话，在高原地带，轻则会引起路面破损，严重则会缩短道路的寿命。为了铸就一个值得考验的精品工程。他二话不说，叫来施工单位，要求施工单位全部打掉重来。施工单位请求通融一下，并说，这么大的工程，如果重新来的话，要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但陈刚毅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修路要对老百姓负责，千万不能留下豆腐渣工程。”施工方按要求重做后，感慨不已地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工程，还从来没遇到过像这样严格的业主！”
经过六个月的奋战，2001年11月26日，位于山南地区泽当镇雅砻江畔的湖北大道通过竣工验收。这条长1.827公里、宽40米，总投资2520万元的现代城市大道，是一条藏汉友谊的金光大道，更是一座无字丰碑，凝聚了湖北交通人的心血和汗水。同时，靠着陈刚毅对工作的这种“认真”和“严格”的管理，湖北大道创造了当时西藏城市道路史上技术标准最高、建设管理最规范、质量监理最到位、各项资料最完整等十个第一，被交通部评为全国公路建设优质工程，被山南人民称为雅砻江畔的“无字丰碑”！
角笼坝大桥工地，位于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乡，地处横断山脉腹地、澜沧江南北向的红拉山山腰。要抵达那里，必须取道云南，从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县沿滇藏线北进，越过金沙江，伴随澜沧江，再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白马雪山，盘过无数的大山。自1997年这里出现第一次泥石流起，频繁的滑坡，使角笼坝成为214线上的“卡脖子”地段。最严重的一次交通阻塞，竟长达一个月。
1998年，昌都地区交通局长泽洛请时任西藏交通厅厅长加措到昌都视察工作，加措厅长从云南迪庆乘车沿214国道向昌都行进。到达角笼坝地段后，汽车无法通过了。因为这里刚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泥石流灾害，214国道完全被毁。有人等不及了，冒生命危险沿山崖边爬过去。泽洛局长说：“我们连续日夜奋战抢险，刚抢通又被冲毁。加措厅长等了4天，无奈原路返回云南乘飞机回拉萨了。还有一次发生泥石流时，曾使澜沧江的水断流了好几秒。”
泽洛局长告诉记者，角笼坝地段每年发生山体滑坡10余次，事故十余起，死伤数十人。“这条路可是西藏与云南最重要的通道，藏东地区的生产、生活物资主要靠这条线运输，交通一断，各方面的损失很大。我们一直在呼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项目代表了湖北交通乃至6000万湖北人民的形象”
干，就一定会干出个样来！
2002年4月6日，交通部在北京召开援助西藏9个交通重点项目的启动仪式，其中位于滇藏公路214国道上的角笼坝大桥是惟一的桥梁项目。概算总投资1.1亿元，主跨345米，人称“西藏第一跨”。交通部领导宣布，由湖北省交通厅援助西藏交通厅负责项目建设。曾在山南地区出色完成“湖北大道”建设任务的高级工程师陈刚毅主动请缨。省交通厅和设计院敲定陈刚毅担纲该项目法人。受命之初，他跟领导表态：“这个项目代表了湖北交通乃至6000万湖北人民的形象，我们接受了任务，就一定会干出个样来！”
4月7日，陈刚毅率项目组抵达拉萨。
虽然这是他第二次进藏搞建设，但心中时刻在掂量此行任务的份量：交通部援助西藏的9个交通重点项目，由9个省分别承担，各省都在暗自较劲，倾力拿出最漂亮的“活儿”。这次出征不仅代表设计院，还代表着湖北交通、甚至湖北省的形象，是一项政治任务。有基于这种认识的引导，陈刚毅的项目组象台憋足劲的引擎，激情与轰鸣回荡在高原工地。
抱着这样的决心，2003年4月7日，陈刚毅第二次来到了西藏。一下飞机，还来不及适应强烈的高原反应，他就埋头扎进工作里,象台憋足劲的引擎，每天赶编招标文件到半夜，为了尽快完成项目前期任务，他没日没夜地翻阅资料、编制文件，经常忙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实在支撑不住就以浓茶和香烟提神。他的“拼命三郎”精神感动了项目办其他同事，大家积极工作，到六月上旬，经过五十多天的奋战，项目办圆满完成了招标任务，被西藏自治区交通厅称赞为，在同批9个援藏项目中“质量最好、效率最高、提交资料最及时最完整”。而陈刚毅居然瘦了11斤。
角笼坝大桥工地海拔2900多米，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在这里，电视天线是坏的，手机也没有讯号，放眼望去，看不到一点绿色，整天不是刮大风就是烈日当头，加上高原反应，让人头疼欲裂。有人笑说，这里除了石头不缺，什么都缺，感觉一切好象回到了70年代。陈刚毅他们所在的项目办从住地到工地要走15公里，买肉食和蔬菜，购生活物资、跑邮局上银行，要要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小镇。为了节省时间，项目办的主要食物只有土豆和速食品。即使这样，陈刚毅和同事们仍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誓要把这座凝聚着藏汉友谊的桥修好。
在高原进行大型桥梁的施工，大家都没有经验。工程上所有物资全部都由400多公里外的云南和四川运进。材料、设备上万种类别，大的几十吨，小的不足斤两，施工现场狭窄无堆放点。施工安排，环节把握等简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角笼坝桥址属五类围岩地质结构，在破碎风化的岩层里开山挖隧，塌方的风险极大，陈刚毅决定采用锚碇后增加预应力锚索方案，经过几次试验后，他的这套方案获得成功。后据交通设计院有关领导介绍，在西藏那种特定的环境和地理位置，采用锚碇后增加预应力锚索方案，在国内也是第一次应用。陈刚毅和他的同事们就是这样，用专业技术、敬业的态度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每年3月至9月是施工黄金时期，却又是运输物资困难的雨季，冬季冰雪冻霜，如不统筹安排、准确预测，就会因物资接济不上而延误工期。陈刚毅与施工单位利用程序间隙打时间差，施工开展得有条不紊。
尽管如此，陈刚毅对质量的要求还是不放松，在每一次施工例会上，陈刚毅从不含糊，特别是技术指标和极配计量严格要求。有一次，有人说在高原和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质量标准可以网开一面，况且黄金施工季节就这么几天，耽误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陈刚毅坚定地说：“质量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部颁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能往高靠，绝不能往低降。”
为了保证工程万无一失，陈刚毅对每个施工环节都精心组织，一丝不苟。他常说，质量是交通人的生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陈总是个随和的人，但在工作上却非常较真。”项目办技术员熊颂宝记得，有一次计量数据出了点小误差，陈刚毅严厉批评了他，当时他想不通，差点和陈刚毅吵了起来。正是由于他的严格把关，角笼坝大桥才成为全藏的样板工程。大桥的4个锚塞体，技术上本来允许有2毫米的定位误差，但他们基本实现了零误差。
角笼坝大桥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有名的泥石流多发的地方。在建筑大桥时，为了稳固山体，保障路基不偏移，决定在路基下方修建挡土墙。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施工方完成。一次，在进行挡土墙施工时，陈刚毅发现有一段300多立方米的墙面座浆不饱满，陈刚毅发现后立即提出异议，并叫来负责工程监理的黄绍国，要求他督促施工方全部返工。他对黄绍国说：“我跟你私交没话说，但现在我们是工作关系、合同关系，请你支持我、理解我。” 黄绍国听到陈刚毅的这番话，又敬又佩，立马叫来了施工方，让他们将这一段挡土墙打掉，重新来浇筑。
项目办组建之初，他就跟同事们定下一条原则，他说：“虽然我们是项目法人，但我们不是去领导这个项目，而是要为项目服务。在质量和技术上，认真与严格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管理中，千万不能有“老爷”作风，要主动帮助各方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2003年7月，中铁二局五公司角笼坝项目组进场，首要工作就是驻地建设。按照常规，项目办只需要拨给他们相应的驻地建设资金，其他工作则由施工方自己想办法解决。可是在施工方找到的场地上居住着两户藏民，他们硬是不同意搬迁，让施工方无计可施。陈刚毅得知情况后，立即召集曲孜卡乡的乡长、书记以及本村的村长到现场进行协调，并亲自到藏民家中，仔细向他们宣传国家政策以及搬迁后的妥善安排。经过他的耐心讲解，藏民终于同意搬迁，施工方的驻地建设也得以顺利开展。
施工方的何经理说：“在这个工地上，我们和设计方、监理方在陈总的带领下，就像是一家人。我做工程多年了，感觉在这里最和谐、最亲切。不管我们有什么问题，只要提出来，陈总都会及时帮我们解决。”
谈到这些，陈刚毅回答：“我以前搞过施工、当过监理，理解他们的难处。我提倡换位思考，经常想想如果我是施工方，我是困难群众，遇到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只要多从他人的角度出发，问题就容易解决，相处也就和谐了。”
2003年8的一个晚上，陈刚毅在工地巡察，突然，几块面盆大的石头从几十米高的山体上滚下。“巨石离我3米处滑过，相互撞击发出‘砰砰’的声响。”谈起与乱石擦肩而过，陈刚毅淡淡一笑。陈刚毅不仅在工作上认真负责，而且在危险面前临危不惧，从项目办到工地的道路，经常出现落石和塌方，十分危险，可这条危险的道路，他每天至少要来回一趟。2003年11月的一天晚上，陈刚毅上工地检查工作，黑暗中，人们突然听到山上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有经验的人高喊：“快跑，山上落石头下来了。”陈刚毅刚跑了几步，一块飞滚的巨石就在他深厚一米地方擦身而过，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可陈刚毅对自己刚才遭遇的险情只字未提，连夜召集施工单位领导开会，要求各单位立即清理施工区内的松散岩层，并就施工安全做了严密的部署。此后，为了同事们的安全，他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在夜里上工地，自己却不时在夜里上工地检查安全措施。对此很多人不理解，说他一个指挥长，何必冒这个险呢？他回答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些民工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天天在工地一线，危险性最大，和他们比起来，我冒这点险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角笼坝项目办年轻人的眼里，陈刚毅在工作上像一位严师，在生活上却更像是一位细心的兄长。角笼坝工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刚到工地时，手机没有讯号，电视成了摆设，上网更是奢侈的想法。工地上不是狂风就是烈日，灰尘漫天，出门没多久脸上就蒙一层灰。面对年轻人的抱怨，陈刚毅却风趣地说：“好嘛，正好不用搽防晒霜了。”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这样的荒凉之地，这些年轻人都很不适应。陈刚毅一有机会就跟他们谈心，他说：“男子汉要以事业为重，我们搞工程的，就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他要大家把精力多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平时也想方设法地给大家改善和丰富生活。每逢节日，陈刚毅都要安排厨房多做几个菜，组织大家聚餐、联欢；他还和当地的中学联系，组织大家打了几场篮球友谊赛进行联谊。2004年4月的一天是计量员小杨的生日，那天，忙得一塌糊涂的小杨自己都忘了过生日这件事，吃饭时，陈刚毅叫厨房师傅给他送去一碗长寿面，吃着热腾腾的面条，小杨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心里倍感温暖。
合同部小范家在浙江，谈了个女朋友在交通部二院上班，追她的小伙子一大堆，可小范一年到头回去不了几天。那段时间女朋友吵着要和小范分手，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细心的陈刚毅发现后，一方面偷偷给小范的女朋友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找小范谈了几次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小范还是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现在女朋友也很支持他的工作。
“茶马古道升彩虹，澜沧江边竞风流”。陈刚毅呕心沥血铸造了角笼坝大桥，也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尊重。当陈刚毅做完大桥的收尾工程要起程回武汉时，听说陈刚毅要走了，大家纷纷前来送行。昌都地区交通局局长泽洛，从500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了。席间，陈刚毅要用啤酒向泽洛敬酒，他却死活不依：“你病还没好，就喝凉开水吧。”当陈刚毅端着小半杯凉开水敬他时，这位康巴汉子二话没说，噙着眼泪，把一杯烈酒一饮而尽，那酒比陈刚毅喝的水还要多。
昌都日报的几位记者赶来了，他们要详尽报道角笼坝大桥，让更多的昌都人记住援藏的建桥人，记住陈刚毅。
芒康县分管交通的副县长登巴旺修也赶来了，他激动地说：“角笼坝大桥是藏区人民的幸福桥、致富桥、也是藏汉人民的友谊桥！芒康县8万多人民忘不了大桥的建设者，忘不了陈刚毅！”
盐井乡、曲孜卡乡等地的藏民赶来了。他们打算在角笼坝大桥旁立起石碑，记载建桥的经过，刻下陈刚毅的事迹。
就在角笼坝大桥工程顺利展开，陈刚毅全身心投入到大桥建设中去时，命运给了他一个严峻的考验。几年的高原生活和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2003年9月，陈刚毅跟家里打电话，老说很难受，肚子疼得厉害。妻子毛细安叫他去看一下医生，他说：“这里连医院都没有，上哪去看医生呀？”肚子疼的事情，他就跟我说过好几次，后来他自己也没有怎么在意了。工作的时候，他忍着疼痛，也没有时间顾得上去看病。后来他去西藏开会，同事提醒他去看医生。他就在当地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是肠炎，跟他开了一点药。吃了药后，刚毅跟家里打电话说，药还可以，症状稍微减轻了一点。但一直到2004年春节回家，他还是常常说肚子疼。
2004年2月，春节过完，再有几天，陈刚毅就又要回西藏工地了。毛细安说带他去汉口同济医院检查一下。他说忙，马上要准备去西藏了，没有时间。“你这一去，也许又得一年才能回来，不做个全身大检查，你去我不放心。” 毛细安说这话，不是没有依据，因为当时她一直在留心观察他的病情，陈刚毅不仅老是叫肚子疼，大便还有问题，每天至少要往厕所跑二三趟。不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去西藏，作为妻子的自己确实没有办法放心。陈刚毅说，这也检查那也检查，我还去不了西藏了？太麻烦了。争执了很久，那一次，陈刚毅没有争过妻子。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去了医院。
检查的很快结果出来了，肠镜检查呈阳性。毛细安看不懂病历，下楼的时候，她特地在医院门诊大厅的科普专栏前多看了几眼，在有关肿瘤的文章里，看到了几个跟病历上同样的字：结肠新生物。这让她有些紧张。陈刚毅也没有注意病历，他跟医生说，跟我开点药，需要打吊瓶也可以，我把药带到西藏去就可以了。医生听了他的话，说：“你还去西藏，你去西藏只怕就要当烈士了。”毛细安听了医生的话，很生气，刚刚过完年，就说不吉利的话。医生说，你们没有看病历？是什么病，有点医学知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陈刚毅的病确诊了，是结肠癌中期。医生简短的一句话，就像一声炸雷，当时就把毛细安打懵了。她感到茫然无措，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想到陈刚毅，她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为了不让刚毅在精神上有压力，毛细安和医生商量，就告诉他说可能是肠息肉，需要先住院动手术。
2004年2月，他被诊断患了结肠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期。
为了不给他增加精神压力，家人向他隐瞒了病情，告诉他患的是肠道息肉，开完刀就没事了。可陈刚毅听了不以为然，还跟医生商量说就先开点药带回工地去，等工程结束了再回来开刀。妻子怎么也劝不住他，可是又不敢讲出实情，只能抱着女儿默默地流泪。在亲人和同事的反复劝阻下，他终于决定先留在武汉接受手术。就在手术前几天，他还在忙着安排工作，院领导去医院看望他，他也总是不忘跟领导汇报工作，计划着再次进藏的时间。
2004年2月底，陈刚毅接受手术，切除了肿瘤和20公分的结肠。手术后第三天，他就要妻子扶他下床，说：“要多做运动，这样恢复得快，我才能尽快回到工地呀！”看着他心急如焚的样子，妻子实在不忍心说出实情，可手术后要进行化疗，病情就再也瞒不下去了。在得知病情真相的那一刻，陈刚毅惊呆了！背着人，他悄悄流下了眼泪。他才刚刚40岁呀，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呢，他还没有好好陪伴过日夜为家庭操劳的妻子，分担过家里的事情，没有好好照顾过心爱的女儿,没有好好孝敬过年迈的父亲……
夜深人静的时候,病床上的陈刚毅也会问自己:我还能活多久?每一位癌症患者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感受到命运的残酷。但陈刚毅没有被击垮,因为支撑他的,除了亲情和友情,还有他最难以割舍的交通事业,还有让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角笼坝大桥。
得知他患病的消息，院领导和同事都来看望、鼓励他。慢慢他也想开了，乐观是最好的抗癌良药。化疗期间他翻阅了大量肿瘤方面的书籍，知道这种癌并不可怕，比肝癌之类的要好治的多，而且是中期癌症，还没扩散。特别是从报纸上看到七度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竟是多种癌症患者，可他以超人的毅力，战胜癌魔，取得辉煌的战绩。陈刚毅想，都是七尺男儿，他们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到呢？确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英雄人物大大激发了他战胜病魔的信心。另外，他一直信奉伽利略的一句话，“生命有如铁砧，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当初父亲给自己起名叫刚毅，就是希望自己在困境中可以保持刚毅的品质，自己不能辜负老人家的期望。他认定，干一件事情，不仅要干完，还要干好，决不能半途而废。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党的事业是永存的。强烈的事业心激励着他与病魔抗争，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重回角笼坝工地！
重拾生命信念的他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保持着与西藏工地的热线联系，随时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手术后化疗十分痛苦，但为了尽快恢复，他把痛苦都忍受下来。化疗后恶心、呕吐，没有食欲，他也强迫自己喝点稀饭、牛奶，保证营养；打针打得太多，血管都发硬了，有时打一针要换几个护士，他怕护士紧张，即使自己疼得满身是汗，还笑着跟她们说：“尽管扎，没关系……”
角笼坝工地地质复杂，2004年4月出现了一次塌方。陈刚毅在病床上一听到消息，就再也躺不住了，要到工地上看看。可手术才完成一个多月，他连下床走路都很困难，设计院领导坚决不同意。
5月，陈刚毅刚做完第二次化疗后又向院里提出，要重回角笼坝。面对他的请求，院长又是感佩、又是心疼，说：“你就通过电话遥控指挥吧，我们会派人接替你的工作，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治病。”“院长，打电话不方便，也说不清楚，我最了解角笼坝的情况，有些事必须要到现场看才行，否则会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工地非常需要我，我去那儿精神有了寄托，对病情还有好处，你们就‘成全’我吧！”陈刚毅摆出种种“理由”，与领导“软磨硬泡”。领导拗不过他，只好“放行”。
5月10号，刚做完第2次化疗。陈刚毅对妻子说要去西藏。他当时说完这句话，毛细安感到很吃惊，也非常气愤，抹着眼泪跟陈刚毅说：“刚毅，孩子才14岁，还在读书；我来武汉跟着你，一直也没有工作。我们母女俩以后还要靠你啊，你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要是你去了西藏，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母女可怎么活啊。”听了妻子的话，陈刚毅的眼眶湿润了，他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工程了，你就让我把活干完吧！你也知道，我晚上睡觉梦话的内容都是西藏，都是角笼坝大桥。人一生能有多少机会可以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情呢？组织这样信任我，而且这也是我热爱的事业。我想善始善终，划个圆满的句号。我待在家里，整天牵挂着那边，对我的病情也没有好处啊。”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但提出要和他一起进藏。陈刚毅却说：“我去工地是为了工作，你去了又帮不上什么忙，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如果感觉不舒服，我马上回来不就行了吗？”妻子听了抱着女儿痛哭，对女儿说：“你爸爸得了这么重的病，再去西藏，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听着这些话，陈刚毅头一次在妻子面前流下了眼泪，同意带她一起去。
他们下飞机后，驱车翻过海拔4290多米的白马雪山,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工地。可到了工地一看，妻子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眼前的一切仿佛一下了回到了七十年代，满目苍凉，遍地都是大山和石头。白天,强烈的紫外线如针刺般烧灼着皮肤;晚上,呼啸的大风让人难以入睡，高原反应让人头疼得无法忍受。项目办从住地到工地，要走15公里，买肉食和蔬菜要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小镇。为了节省时间，项目办的主要食物只有土豆和方便食品。在这种环境下，就算是健康人都难以适应，更何况是一位重病患者，他能扛得住吗？
可陈刚毅硬是扛过来了，他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忙碌在项目办和工地现场，对于他来说,忘我的工作仿佛是一剂良药。尽管高原环境恶劣，加上病痛的折磨，他经常失眠，身体极度虚弱，可一接触工作，他就立刻变得干劲十足。手术后的10个月里，他在7次化疗间隙中，4次进藏。在每次化疗间隔的25天里，他就有20天都呆在工地上！
刚毅到了工地，就把心思放到工作上去了，心情也好多了，像个没生过病的人。但妻子毛细安知道，化疗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不良反应，头发掉了不少，背上老起疙瘩，而且到了夜里就痒得难受。他经常半夜二三点醒来不停用手抓痒，妻子看了心疼，就起来拿热水泡一下毛巾，敷在他的背上，让他感觉稍微好一些，这样才能继续睡觉。陈刚毅有时忍着疼痛跟妻子说：“希望我命大，希望老天能让我把这个工程干完，代价再大我也愿意；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那就按医生说的，让我当烈士吧。”妻子不应他的话，背过身去擦眼泪。
化疗回工地的一段时间，刚毅跟家里打电话，老说很累。但又怕出差错，做梦想的都是大桥。毛细安听了他的话，心疼得直流眼泪。叫他不去工地，他念着大桥；去了工地，他做梦还在想着大桥。没有办法，妻子只好嘱咐他多注意身体，也跟他说：“你想着大桥，那就把大桥修好吧，以后竣工了，大桥世世代代都在那里，它代表了湖北的形象，也是全国人民给西藏人民的一片心意啊，桥修好了，你也光荣啊。”妻子一边鼓励刚毅，一边也在心里祈祷大桥能够顺利完工，不要出一点差错，一旦出了什么事情，对刚毅的身体也是一次打击啊。
角笼坝大桥项目组的杨吉红还记得：一天，芒康岸右锚洞发生大的塌方，他不得不深夜向他汇报工作，电话是他夫人接的，她小声跟他讲，能不能明天再说？但电话里传来一个微弱而急促的声音：“快把电话给我！”陈刚毅很耐心地听小熊介绍完情况后做了初步安排，第二天凌晨不到6点钟再次打电话教他怎样处理这次塌方，并作了详细的安排。事后小杨才得知，昨晚他刚刚做完化疗还不到2个小时，连拿电话的力气都没有。小杨常想：一个身患重病的人还如此敬业，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把工作做好呢？
还记得有一次，陈刚毅做完化疗手术又进藏了，一投入工作，他就好象有使不完的劲。记得一次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难题，他们忙到半夜12点多，考虑到陈刚毅的身体状况，项目办的同事们要施工单位的人明天再来，可陈刚毅还是坚持把工作处理完，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吃药、休息。而每当看到塞满他床头大包小包的药品时，大伙的心里都极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