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稿约，写写关于老公馆的故事，题材本身很吸引人，很怀旧很温馨的韵味，我一下子来了兴趣，接下来这个写作计划。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这部书从写作到出版延宕了好几年，其间断断续续，查资料、采访、摄影和写作——如果需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只好说这一段创作的过程，既是艰辛有快乐。
此之前，我很少关心武汉的历史。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半个世纪，和这个城市融合在一起，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在我的眼里，城市生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为什么叫做城市呢？从小到大，上街走路眼睛从来都不朝两边多看上一眼，因为太熟悉了，熟悉得像农村人熟悉自己村子前的几棵老树，没有什么值得你抬起眼睛的。脚下漫然任意地走，走哪停脚，眼不瞧就知道身子到了哪里，大街、小巷，里弄，以及街边那些老房子和新房子，熟得像一块住了半个世纪的老邻居，并不觉得有什么能够引得我的关注，我从来就不关心它们，不关心它们的历史，不关心它们的现在，不关心它们的一切。从出生到现在，我似乎从不以是一个武汉人为荣，作为一个祖籍农村出生地在城市的边缘城市人，故乡观念于我几乎等于零，我不以祖籍为我的故乡，也不以我出生的这座城市，比起那些后来来这个城市的谋生者，我更像一个漂泊者，那样的一种无根漂萍的心理。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那一种被文学幻化得那么温馨那么美的乡土热和回归感，我几乎从来就不曾体验过。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这一个写作策划拉近了我和它们距离，和这些老房子的距离，这次写作让我了解到我先前不曾关心过的东西。曾经，那些老街老巷我走过一次又一次，半个世纪步履匆匆，黑发变成白发。当我今天认真地注视，平淡无奇的城市背景也有我从未发见的美的存在。
五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多数不知道武汉的老公馆，这样的老建筑湮没了，淹没在城市建筑的层峦叠嶂之中，如果站立在市区某一超高层建筑的最高处，俯视下面的街道和房屋，红色的灰色的瓦顶，波浪一般在身子底下起伏，在那深处藏着的老屋和老街，藏着老汉口的过去，陈旧的光影掩藏在身下大片开阔如海洋的城市建筑群里，只有深入进去，才能一点一点发见，实际上我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把它们发掘出来，因为，我晚了，这件事做得太晚了，年代太久了，时间销蚀的东西太多了，等我开始关注我生长的这座城市，一切都已经太晚，我开始后悔，在我出生的半个世纪之中，我忽视了一切，忽视了我周围的一切，如今一切离我而去，抓得住的只是几片时光的碎屑，再也无法拼得很完整了。
武汉市，以长江和汉水分开来的三个城镇，武昌、汉阳、汉口，每一个城的规模就相当于外省的一个省会。三镇合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渡汉水跨长江，一整个城区铺开来浩大恢宏无比。有一年，乘火车从南方旅游了归来，火车进武昌然后过长江大桥，经汉阳走汉口，最后才驶进了武汉市北端的“新汉口火车站”。同座的几个贵州籍的大学生奇怪地问：“你们武汉到底有多大，怎么走了老半天还没有走完？”
三镇之中，武昌、汉阳历史悠久，自三国时期就已经很著名了。汉口历史最短，始建于明朝末年，清中叶形成长江中下游的商业重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条约》划为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纷至沓来，于长江北岸汉口沿江一带划分租界，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开始了租界建筑，这也是汉口城市现代建筑的开端和开始。租界划定之后，各大国外商行银行企事业机构在汉口落户，西式建筑如春笋一般在租界内外树立起来，新的街道诞生了，新的商业区和居民区诞生了，新的汉口诞生了，虽然在我们后来人眼里，这个仍然是老汉口。这一个时期划入武汉市的城市建设史，名曰：汉口开埠。
汉口开埠之后，城市的建筑特征是西式建筑。西式建筑由租界兴起，最先在英祖界，第一幢建筑就是英国领事馆和领事馆官邸，三幢集居住和办公于一体的英式小楼，建成于1861年或是1862年，公馆型建筑，为大汉口现代建筑的始祖；后来建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之初的长江沿岸的西式办公楼建筑：武汉关(旧名江汉关)，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洋行，日本横槟银行，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建在江汉路的英国怡和洋行、建在中山大道的德国西门子公司，还有胜利街的国民政府交通银行，南京路的华商总会……一座座楼房高大巍峨坚固得如同堡垒——花岗岩垒成的地基，麻灰色的石头墙面，希腊的方型块面房体，多立克、爱奥尼、多林斯式的立柱，拜占庭式的穹顶，巴洛克的雕刻和洛可可的花饰，还有西班牙式的铁艺栏杆，大工业时代的水泥钢铁框架加上大块面的玻璃门窗……二十世纪初汉口的繁华与富丽从租界建筑群落中弥散开来，一直弥散到整座城市。
租界的建立，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是复杂的，西方各国对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强制性地侵入，代表着中国殖民历史的开始，也代表着封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开始。一个已经腐朽了的政体，只有在这样强悍的暴虐的刺激之下，才有可能获得新生的希望。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我认为拿来形容1840年以后的中国是再合适也不过了——火中的再生，一部近代史，一部现代史，火一样燃烧着再生的中国。
没有《南京条约》条约，就没有现代的香港，没有《天津条约》，也就没有今天的汉口。走过了汉口的江汉路和中山大道，走过了汉口长江沿岸的五个租界区，不论是经意或是不经意，那一百年历史的欧式建设和欧式建筑已经融化在武汉人的身影子背后，它像一堵墙，班驳发黄然而坚固无比，有了它的支撑，武汉人才有了眼界。
汉口开埠标志着汉口的殖民历史，租界的建立拉开了汉口一个时代的大幕——灾难深重之中的歌舞升平，饥馁遍野之间的金粉奢华——也许是畸形的颓靡的，但也是进步的向上的，殖民经济催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块硬币的两面，租界的繁荣输给了旧汉口新鲜的血液，在旧汉口的版图上，商业贸易中心由西往东移，城市居民由西往东移——老汉口的中心地从昔日的汉水之滨往东移，往长江沿岸迁移，往租界区领事馆区那一带迁移——于是才有了江汉路，有了中山大道，有了中山大道两边的大街和小街，有了高大的办公楼和密集的居民区，才有了电，有了自来水，有了邮电局，有了大工厂和小工厂，有了长江沿岸的码头，有了京广铁路，有了马车，有了汽车，有了今天的大汉口——于是也就有了老公馆。
“汉口开埠”前，武汉市(当时称为汉口、武昌、汉阳)的达官富户的私家住宅都是传统的中式(即古典式)木结构建筑。1860年，“汉口开埠”。1861年，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馆官邸在今汉口天津路(当时为宝顺路)落成，这是武汉三镇出现的第一幢西式建筑，也是武汉三镇出现的第一幢西式公馆建筑。自此以后(1961-1949)，武汉的公馆建筑便以“西式”为主——进入了世界城市建筑史的“近代建筑时期”。
老公馆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是建筑美学，二是人文美学——在《武汉老公馆》(或《老公馆?武汉卷》)一书的写作中，我寻访写作的公馆有十七处，包括汉口老租界地段公馆建筑群、汉口中山大道以北(原法租界属地)公馆建筑群、汉口惠济路公馆建筑群、汉口长春街公馆建筑群、武昌昙华林花园山公馆建筑群、武昌珞珈山东湖公馆建筑等。
公馆于我，之间并不完全陌生，曾经，我在那里边住过，很多年以前……
1953年一直到1955年，有三年的时间，我的家住在汉口胜利街，曾经属于五个国家租界地的汉口的一条老街。很小我就记住了这一个地址：胜利街85号。一些灰色的记忆，1953年，我三岁。
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砖砌的墙面上灰白的水泥涂层已经晦黯了，显出褐黄色的斑污来。踏几级石头台阶，从正面一扇双开的玻璃镶木的大门走进去一间大厅，很小很矮的我落进这间大厅的当中了。发黄的天花板悬在头顶是那么高，灰褐色的木头地板从脚边伸展开去很远，大厅顶头，宽阔的木头楼梯笔直通往二楼，在二楼的一套房间里面，我从三岁长到五岁，一直到1955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们全家，祖母、母亲、我、两岁的妹妹，被人从这一幢老房子里面撵了出来。记得老房子里面的光线不大好，大白天也是灰蒙蒙的，屋子里边空空落落，尤其是楼上楼下的过道，宽敞而幽黯，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在木地板上踏得特别响，从墙壁之间房梁之间撞击出沉沉的回音来。
好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幢老公馆，这样一种建筑格局，两层楼的砖砌房，一楼大厅，两边起居室、餐厅、小客厅、卫生间；二楼卧室、起居室、书房、弹子房——五十年代初被用来作为乒乓球室——对着街的宽敞大门，大门外边数级长长的石头台阶。屋子四围水泥墙围着一圈院落，大门台阶下的小院子里栽着一棵高高的梧桐树，我和大院里的一群孩子曾经站在那一棵树下拍过一张照片。那一间大厅典型的欧式格调，那么宽那么大，超过我在这一部书中所写到的所有公馆客厅的面积，可想而知当年屋主的气派。曾经，在那天花板上垂下水晶大吊灯，地板上了蜡，音乐响起，男人衣冠楚楚，女人钗鬓环影，衣裙飘舞，暗香浮动，侍者端着摆满高脚酒杯的托盘在人群中穿来穿去……那样阔大的房间是用来举行酒会和舞会的。那样一幢房屋建筑在当时，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老汉口应该算得上是相当奢华的。
(来源：中安网 文：胡榴明)
[相关链接]：
名人座谈“老公馆” 方方等呼吁保护武汉老里弄
武汉老公馆寻访(图)
探询江城老宅前世今生 胡榴明写出《武汉老公馆》
胡榴明：我与《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1(图)
胡榴明：我与《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2
老武汉“石库门”风情——咸安坊
读书札记：夕阳下的诉说
唯美作家——胡榴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