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体制中的身份焦虑

　　隐居哀牢山十个年头时，褚时健又尝到成名滋味。这一次，他成了身价过亿的“橙王”。

　　如果以财富多少来衡量成功，85的褚时健算得上“当代英雄”。饶有意味的是，他置身体制之外，从容经营果园，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最普通的领域获得上亿身价。而当当年他在体制内患得患失，最后用极端的方式攫取个人利益时，体制抛弃了他，还引来一场牢狱之灾。

　　时空变换，时代成就了今天的褚时健，而曾经的褚时健则触发了时代前行的机关。

　　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商业史上，有一串绵长的由国企厂长组成的“失意者名单”，他们的名字是：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李经纬、郑俊怀、黄宏生……而褚时健则将这个名单划分为两个阶段。

　　若以失败原因而论，褚时健入狱可以看做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80年代的国企“改革明星”步鑫生、马胜利们昙花一现；他之后，风光无限的明星企业家的郑俊怀、李经纬们各得其咎。

　　步鑫生、马胜利是“国企承包”时代的经营能手，他们迎合了国企整顿的形势，赢得政治的肯定，以“改革明星”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当他们名声在外，开始被政治肯定和舆论赞誉包围，不禁犯了贪功求赏的大忌，盲目扩张，最终反将企业拖入泥潭，由“榜样”沦为反面典型。

　　1980年代，“政治正确”大于一切。体制为步鑫生们提供了施展身后的机会，也成为他们无法跨越的藩篱。他们在后期纷纷表现出迎合政治需要之嫌，却是作茧自缚，等到重新出山、二次创业，早已时过境迁，经营管理方式落伍，被更灵活、更敏锐的后来者无情取代。

　　李经纬、郑俊怀则代表着另一个类型。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将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拉出困境，成为地方利税大户、全国知名企业，尔后开始不同程度地考虑自身利益，谋求管理层收购，因操作方式或时机掌握不当，触怒政治底线，戴上“分流国有资产”的帽子，最终锒铛入狱。

　　上世纪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年代，国企厂长亲近政治，以图获得某种眷顾。21世纪进入现实至上的年代，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个人利益的推动下，企业家不惜铤而走险，触碰政策神经。

　　连接两端的90年代，则是企业家自我意识觉醒的十年。在辛劳半生之后，他们开始悄悄计算自己的得失。如褚时健对检察官坦陈心迹时所言：“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一语道出万千国企高管心声，便是所谓的“59岁现象”，而褚时健第一次将其公开于众。

　　当时乃至以后，褚时健并非唯一经济犯罪的国企高管，但他名气之大，足以引起整个社会的瞩目。“褚时健事件”释放了国企管理者对薪酬分配不满的讯号，引发社会大讨论。事实上，高层对此已有所察觉，正在酝酿制度改革，“褚时健事件”恰好发生，在不经意间加速了这一进程。

　　褚时健获刑次年，接替他上任的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百万年薪，也是在这年，国企高管年薪制进入决策视野，不久即启动试点推行。几乎与此同时，国企改制开始进行，尽管时至今日，难言改制成功，但不乏联想、TCL的成功案例，而李经纬、郑俊怀的前车之覆足以引起后人警觉。

　　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三十年来，从步鑫生、马胜利到褚时健，再到郑俊怀、李经纬、黄宏生、倪润峰、陈久霖……时代变迁，个体与组织的矛盾冲突一如既往。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国企高管对利益的追求，其实缘于体制内外穿插对比所生的身份焦虑，迫切渴望政治或物质肯定，一旦求之不得，反而激发了追求欲望。从这个角度讲，像褚时健那样挑战政策底线的事件从未停息，它们只是隐蔽起来，以另外的方式上演。

　　任何时候，好的制度都应激发生产力发展，而不应禁锢它。时下，国企高管年薪制备受诟病，以国有资本获得的垄断利润究竟如何分配，享有政治待遇的国企高管在市场格局如何定位，获罪高管复出后何以重回领导岗位？这些问题与国企本身的存在一样，尴尬，但无法回避。

　　2012年过完春节，记者去褚时健的果园采访他，他感慨地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问题是，如果褚时健出狱后像陈久霖那样回归国企，还能否如此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