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和他的“褚橙”戴罪之身的二次创业

　　褚时健的名字，曾经与红塔山紧密联系在一起。

　　计划经济时代，褚时健通过上游原料的控制，打通了产供销三者分立的体系，使他掌门的玉溪烟厂迅速在西南边陲崛起。名牌“红塔山”的诞生，更使他在计划经济的体系内获取了特权——可以采用浮动价格出售计划外香烟。大量资金涌进玉溪卷烟厂，拿到褚时健的条子，就意味着一夜暴富。

　　在缺乏严格法律环境和配套市场机制的社会里，一个随手批几个字就能换取无限财富的人，如何自处才能毫无风险？显然，精明如褚时健，也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随即而来的关于褚时健的“罪与罚”的审判，在当年引起轰动。

　　2002年，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他很快开始了二次创业。这一次，褚时健的名字，与“褚橙”联系在了一起。

　　不会求人，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

　　去昆明前，我们联系了褚时健多年的朋友，也是他当年的辩护律师马军。最近几年，褚时健一直在离玉溪不远的大营街居住，能够见到他的媒体人，都通过马军律师。

　　褚时健不爱见人，他解释是自己性格所造成：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过去红极一时的时候，他去哪里都不愿意公开行踪，主要原因是人们见他开口就是一个烟字。那时候，拿到他的批条就是拿到了钱，只要一个条子就是几千万，他觉得，这些人拿到条子得到了利益，却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患。而且，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本身也可能是祸患。

　　他一直是尽量躲人。这种习惯，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他自己说：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因为他现在有能力说这句话，不需要找谁求情。一年挣个几百万，日子可以过得远离尘嚣。

　　可是没想到，近年因为“禇橙”的名声在外，他又开始被迫抛头露面，这实在不是他愿意的。第一批“禇橙”上市的时候，尽管经销商百般邀请，他还是只肯坐在汽车里露了个面就匆匆离开。不见外人，似乎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

　　尽管有律师马军作为中介人，我们的探访还是失败了。原来很简单，在接受了一两次却不过情面的采访后，大批报道使得相关部门的领导给褚时健一些话，意思是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了。本来褚时健就属于保外就医的敏感身份，要是大肆宣传肯定会引发麻烦。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爱见外人的他索性关上了大门，即使你知道他住在哪里，也能敲开他家的门，碰到的还是永远的拒绝。若干个常年陪伴他的年轻人会很礼貌而坚定地说他不在，或者“他身体不好，请你们离开吧”。我们只看到了高大的屋宇和悄然的室内。他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在那里面，他掌控能力依然强大。

　　我们于是只能从外围走向褚时健。

　　通海县是褚时健当年大搞优质烟叶实验田的地方，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就开始将工业的触角向上游延伸，通过提供化肥和水利设施来控制烟田，整个通海县连续10年成为中国烟叶产量的第一名，实际上意味着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控制了最优质的原材料，这实际上比起当年所宣扬的“烟田是第一车间”的管理观念要深刻很多。

　　我们还长途跋涉去了他现在在新平山区的橙子林，发现他又掌握了土地，借以新技术手段开发，并采取全新的销售方式，使“禇橙”迅速成为名牌。这一次，他的风险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现在他经营的只是一个私企，不再掌握他个人其实无力操控的权力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