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一个时代的案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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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一个无情的杀手，有人一近花甲之年就向岁月早早缴械投降，而有的，直至年老体衰也不畏屈辱，展现了惊人的意志和顽强，一如褚时健。

　　褚时健，1927年腊月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农家，1959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当过嘎洒糖厂厂长。1979年，时年51岁的褚时健开始执掌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并非浪得虚名，兼有魄力和实干，有这样一个故事佐证：褚时健刚到烟厂不久，一台锅炉坏了，整个厂子就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减半。褚时健着急，工人说前任厂长在时也坏过一台锅炉，48天才修好。褚时健在嘎洒糖厂时修过锅炉，略懂技术。褚时健说限4天修好，工人都不敢干，褚时健说我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3天半就修好了，大家很佩服，褚时健也因此迅速树立威信。上世纪80年代，按照计划经济时期进口设备包括烟草设备的体制，当时的贵州烟草公司优先获得购买指标，但面对一台2700万天价的英国黑斯林集团卷烟设备，贵州人放弃了，第二有机会的云南昆明卷烟厂也放弃了，褚时健力排众议，游说云南省经委和计委，最终成为全国最早唯一拥有一流设备的卷烟企业，有了好烟叶、好劳力和褚时健这个好头儿，加上好设备，红塔如虎添翼。18年时间，小小的玉溪卷烟厂蜕变为年创税收200亿元的“红塔集团”。红塔发迹时捎带乡里乡亲，红塔的“第一车间”在农田，与烟农是利益联盟，红塔的成本中包括每年从税利中抽出20亿－30亿元资金返还烟农，有人还估算到一家人只要种烟，就可以供一个大学生。一种说法是，褚时健在任的18年间，红塔集团的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增至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累计创造利税991亿，加上一个“红塔山”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红塔成为亚洲第一的烟草企业，红塔的成功让褚时健声名鹊起，成为中国烟草界符号性人物。有高层称红塔为“印钞工厂”，权威媒体称褚时健和他带领的企业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有记者问褚时健“富厂发家”的秘笈，褚时健四个字作答：人是其核。

　　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迎来他生命中第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红塔的销售模式表象上似“饥饿营销”，导致“批条子”甚嚣尘上，想写条子批烟的络绎不绝，褚时健每每大笔一挥就成就N多百万富翁，有点像今天茅台的状况。

　　火红的日子转瞬即逝。1995年，有人向中纪委举报褚时健，几个月后，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红和妻子马静芬分别被收审。1995年12月，褚映红在河南的看守所里留下一封遗书后自杀身亡，马静芬于1996年4月正式被捕。一年后，褚时健被监视居住，1997年7月被捕。审理查明：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褚时健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1999年1月9日，云南高院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主要是心态失衡。

　　2001年，褚时健的刑期减至有期徒刑17年。2002年，75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就在这一年，禇时健以戴罪之身再度出发，在新平县嘎洒镇承包2400亩荒山，种起了冰糖橙，一家子分工明确：褚时健打理果园，外孙女做销售，老伴马静芬则是果园业主单位“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辛苦打拼几年后，褚时健种的冰糖橙上市，打出一个“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名头，为市场认可，橙子很快销售一空。有意思的是，“褚橙”被人记住了，而这款冰糖橙真正的名字“云冠”被人遗忘了。储家的生意日益红火，诸多商业环节参与者从中受益，2012年才成立的电商“本来生活网”抓住商机，年底就促成“褚橙”进京，并在“褚橙”上贴上“品褚橙，任平生”的励志标签。不少人都想在褚时健的故事里分一杯羹，甚至建议褚时健把企业做上市，褚时健则说：“我84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只怕亏了股民。”

　　对褚时健的二次创业成功，迎来一波热评。有些评论是过目难忘的，如“褚时健卖的不是橙子，卖的是故事”、“卖的不是橙是励志”、“每一个橘子里，都写满了褚时健的故事”、“‘褚橙’再好，也比不过背后的故事。”万科董事长王石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近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王石还在新浪微博上感慨：“巴顿将军语：‘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著名作家章诒和发了两条微博：“85岁的褚时健带‘褚橙’进京出售。他受争议，更受称许。褚时健这辈子值了！”、“昔日烟王，今日橙王，名不虚传——一个无关荣辱、有关岁月的传奇！”有人还说，假如褚时健还在烟草行业，击垮南京某局长的天价烟可能不是“九五至尊”而是某款“红塔山”。有人挖掘到红塔山烟盒上的那个红塔，玉溪的这塔本来是一座白塔，1958年涂成红色，还有想得更玄的：褚时健种冰糖橙的这山为什么叫“哀牢山”？（“哀牢”是古彝语，意为“大龙”）其实，这些言论都归根结底说明：褚时健的故事的确令人徒生感慨。

　　褚时健起起伏伏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案例标本，是国家的案例标本，他不仅展现了褚时健一个人的欢乐与泪水，也揭示了国家发展中的曲折演进。对褚时健当初的功过争论很多，连后来的保外就医也受质疑。有人说：褚时健是功不掩过，过不遮功，也有人认为在烟草这个垄断行业里面，很难证明谁有经营能力。或许，最基本的一点是：当初涉案的事实和证据，可能没有任何律师能选择做无罪辩护；进一步讲，就真正的法治而言，无论褚时健对地方有天大的贡献，都不可能取得司法豁免。

　　褚时健案例折射很多问题，不只是关联犯罪与刑罚本身。其中，涉及国企薪酬制度的改革，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红塔集团书写了财富神话，但褚时健18年的艰辛付出，获取的报酬在88万元左右，而在褚时健被追究刑责后不久，继任者的年薪就调至100万以上，“高薪养廉”虽然呱呱坠地，但至今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褚时健的案例还可让我们反思垄断行业监管、国有资产经营财务制度、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红塔集团在褚时健缺位后很快出现滑坡，有人认为业绩至少倒退了10年，200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定金色红塔山因焦油含量超标不合格。一时议者众。领头人离去导致行业低迷或者地区经济遁入低谷，引起各方关注，就此推论，或许某些人因这个复杂的大环境侥幸获得“赦免”而逃过牢狱之灾。2008年，一家杂志以30年改革开放为背景，做了“30年失踪者”专题策划，其中提到褚时健等是国企改革中的牺牲品和失踪者，“一时风光，永久寂寞”、“他们的牺牲为后来者插上了一个此路不通的标志。”

　　褚时健大起大落，以让人不忍的奔波劳碌诠释生命的全部意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用一部分人付出的血泪成本来唤起和推进制度建设的进步，绝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选择。一个国家，要以严谨的制度和公职人员的尽职作为保障，一方面让公民自由表达激情与梦想，并能选择适合的谋生手段和喜欢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可以通过社会防范和自我控制的犯罪和其他不幸发生。

　　褚时健是不幸的，没有管住自己的“性本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褚时健又是幸运的，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他在耄耋之年还能借到千万之巨的资本金并再创辉煌。

　　我没有吃过“储果”，不能妄加置评，但我个人有个想法，也许褚时健种的果子并没那么好，只是很多人愿意通过“借钱”和“消费”这种方式向这个老人表达一份敬意，并还以世道人心的公允。

　　愿褚时健老人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