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华平

　　50多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大量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我们对屈家岭遗址\屈家岭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历史价值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基本勾勒出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大体经历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四个发展阶段，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格局；它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还吸收了周邻考古学文化区的诸多因素，相互间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构成错综复杂的文化结构；稻作农业的发展、古城的兴建等提供了探索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以屈家岭文化为标志，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屈家岭文化因1955年发掘的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其分布遍及长江中游地区，年代距今约5100~4500年。屈家岭文化的人们普遍使用轮制技术制造的黑、灰陶器为生活用品,如炊煮食物的鼎、甑,盛食食物的碗、豆,盛水物的罐、壶、缸等等。大量发现的彩陶纺轮说明纺织业可能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门类，稻作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基础，从大量稻米、稻谷及薄胎红陶杯（一种酒器）的成批出土看，粮食已有剩余。房屋的建筑已经使用土坯砖，出现建筑质量高的多间大型房屋院落。出现中心聚落\大型聚落\小型聚落的分野等等。

　　屈家岭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屈家岭文化第一次完成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一体化进程.屈家岭文化之前，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分为以两湖平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部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其中，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它们的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和油子岭文化构成，它们的年代约在距今6900~5100年之间。在发展的历程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以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为主体的二元考古学文化谱系结构被打破，主要在油子岭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文化取代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实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空前统一和繁荣，开启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新历程。

　　其二、屈家岭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结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屈家岭文化正处于古国文明形成期.主要表现为:

　　(1)营建了石家河古城、陶家湖古城、阴湘城古城等大型建筑工程，它们均位于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区，其形态特征相似、布局有序合理、规模大小分明，无疑是有意识统一规划营建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内容,似已产生古城等级划分的初步标准，即已经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古城等级网络系统，其功能主要是发挥控制和管理的作用，目的是维护屈家岭文化统一体的完整，保护少数权力阶层的利益。而营建如此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及强力有序的管理方能实现。

　　(2) 出现中心聚落和从属聚落的分野。除石家河古城所代表的古城聚落本身存在主次区别外，中心聚落与从属聚落之间的分化亦比较明显。

　　(3)宗教祭祀活动的规模与内容发生重大改观。成为祖先象征的筒形器在马家院、走马岭、屈家岭、青龙泉等大小遗址都有发现，似乎说明当时有了共同的祖先崇拜。

　　(4)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一无所有的阶层。如有的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有的大墓则随葬百余件随葬品,包括象征军权的精美石钺等.

　　种种迹象说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已由简单趋于复杂，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被打破，并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集团，其社会是一个人口众多，贫富等级分化明显，由强制性权力阶层控制的复杂社会，开始跨入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门槛。

　　其三,屈家岭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力量.屈家岭文化正是最早完成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一体化的代表,经过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该地区早期文化发展的正常进程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中断,但开始进入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新阶段。历史上,长江中游地区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楚文化时期才开始再次进行更大规模的区域文化整合,并最终融入秦汉帝国的滚滚洪流中.

　　当然,屈家岭文化重要历史地位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存在拥有发达的原始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重要背景.其原始稻作农业发达的主要原因有四:

　　(1) 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对原始农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动力, 二是压力.

　　(2) 农业工具的革新,多使用宽刃的石斧\石锄特别是石犁等生产工具, 反映出犁耕时代的来临.

　　(3) 排灌等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出现,突破了以往靠天吃饭的自然模式,开始对自然的大规模人为干预与改造.

　　(4) 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以贫富分化和财产私有为前提的父系氏族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父系家庭或家族逐步成为社会的最小组织与生产单位.

　　上述变革给稻作农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力推动了以稻作为核心的原始农业经济的加速全面发展.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单位越来越小,各单位拥有的耕地越来越固定,有利于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经济基础的变革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及强力阶层的出现.与此相适应,社会强制机制的强化与覆盖面的扩大有利于社会分工,并宏观地调整聚落之间的利益冲突,创造相当稳定的生产与生活环境, 有利于水资源的大范围合理利用.进一步促进屈家岭文化原始稻作经济的繁荣.正是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良性互动,成就了屈家岭文化的辉煌.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中,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直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除天灾人祸外,人地关系失衡才是人们流离失所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农谷建设,仍然需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创新发展,为实现”高水平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战略目标,保持中国农谷的生态多样性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屈家岭文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随着中国农谷的推进,还需深入挖掘屈家岭农耕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可以说,屈家岭遗址的保护利用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