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战略地位又一次凸现在世人面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民族实业也西迁入川，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由宜昌转运东下军队110万人，西上入川的机关、学校、工厂内迁人员及难民达150万人，中转旅客29万人，上驶转入川江的轮船105艘，抢运至重庆的各类物资125万吨”（《宜昌市交通志》，1992年宜昌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此外，宜昌港在这一时期还完成军运物资31.98万吨（据《宜昌港史》，1990年武汉出版社出版）。进而，宜昌成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

宜昌战略地位的凸现，引起日军的极大关注。日军对宜昌实施了疯狂的轰炸。1940年4月30日发动了“宜昌作战”（中方称为“枣宜会战”），致使宜昌于1940年6月12日沦陷。为把宜昌作为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对“因击败企图夺回宜昌而聚集的敌人，组织有利的消耗战”；进而“切断内地和武汉周围与中原及长江南北交通”；引诱蒋介石投降，以“支援政治谋略的成功”，日本天皇裕仁下达了“确保宜昌”的旨意。从此宜昌便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宜昌陷落，震惊重庆。战后日方曾这样评论：“中日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不容宜昌落入敌手，试图夺回宜昌，以解后顾之忧，于是调兵遣将，反攻宜昌，但未得手（《宜昌抗战纪实》，1995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日军占领宜昌期间，为加紧对我军的攻势，以消灭我江南的野战军，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于1943年5月组织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了鄂西会战。这次会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是继枣宜会战之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地区的又一大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40几个著名战役之一。蒋介石称这次会战之关键的“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出处同上）。此次会战，东起湘北华容，西止西陵峡口石牌，历时一个多月，毙伤日军官兵25718人、军马1384匹，毁灭日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仓库5所。其他俘虏人马、械弹、器材、公文无算（出处同上），终以我三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尤其是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所谓甲种精锐部队，经过鄂西会战元气大伤，不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而被日本大本营取消其原调往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军的命令。至此，日军再无能力对鄂西及大西南发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正因为武汉失守后宜昌战略地位的凸现，使宜昌成为日军与我军争夺的焦点，因此，宜昌在抗日战争中遭到空前的毁灭性的破坏。据战后对宜昌全县的统计，日军在宜昌虐杀致死致伤187224人，损失农村私房51686间、公房316栋、耕牛12158头、粮食506785石、农具217931件。全县损失值现银2321亿元（《宜昌县志》，1993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宜昌这座鄂西重镇遭受的破坏更为集中而又惨重。

宜昌沦陷前，日军从1938年初至1940年6月，对宜昌城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形成了三次高潮。1938年1月至6月，即国民政府部分机关在武汉停留后西迁重庆至武汉会战前夕，为第一次轰炸高潮。《民国大事日志》记载民国廿七年（1938年）一月廿四日“敌军二十四架初次袭击宜昌”。对此，1938年1月25日的《大公报》作了报道：“敌机十二架廿四日早十时二十分首次侵袭宜昌，江中落弹数枚，泊于江内船只仅受波动，其他无恙，敌机于郊外监狱附近投弹十余枚，死平民四十余人，震倒房屋数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旧影》，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宜昌市文史资料》也记载这天上午10时，日机9架第一次飞临宜昌上空。直飞轰炸铁路坝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毁国民党军队停在铁路坝的飞机6架，炸死炸伤修飞机场的民工200余人。此后，日机又多次以机场为目标，空袭宜昌。4月5日和6月21日，日机20多架袭击宜昌。尤其是6月21日下午，日机投下的大批硫磺弹除将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烧毁外，还焚掉邻近江边的几十条船，200余人同时丧命。1939年1月至5月，为第二次轰炸高潮。此间宜昌在军事和交通方面的作用凸现。因此，自1938年12月宜昌被日机轰炸后，局势日益紧张。1939年2月21日清晨，9架日机轰炸宜昌，环城东路至新街，献福路至北正街一带的民房全被炸毁。3月8日、9日63架日机轰炸宜昌。其中3月8日36架日机4次轮番轰炸，大北门、东正街、璞宝街、二架牌坊、学院街、环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等一带大片房屋被炸毁，死伤市民无数（《宜昌百年大事记》，1994年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这阶段日机轰炸宜昌达13次之多。为此，在宜昌督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特地在三游洞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1940年6月日军进攻宜昌，为第三次轰炸高潮。早在4、5月间日军便常对宜昌进行轰炸。6月9日日机全天袭击宜昌市区和近郊，“投弹多枚，我建筑物及平民死伤、被毁颇巨”（出处同上）。6月11日日机分批轮炸宜昌市区及郊外，市区的二架牌坊、教军场及郊区的杨岔路等10余处街道及建筑物横遭摧毁。当日《大阪朝日新闻》对此作了报道，称日军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象暴雨降落”（日本木尾浦银次郎：《藤第六八六四部队战记》，昭和49年藤友会联队史编纂委员会编、广岛市饭田印刷所印刷）。据统计，抗战以来，日机空袭宜昌达95次，投弹2031枚，炸死居民1863人，炸伤居民1967人，损毁房屋2870栋。宜昌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除上述已注出处外，皆引自《宜昌抗战纪实》）。

宜昌沦陷后的五年中，日军又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一是抢劫财物。日军占领宜昌后，将城中仓库、商店和居民的财物抢劫一空，并连续5天用三十余辆大卡车、百余匹骡马，将抢掠的财物运至大公路、杨岔路集中（《宜昌百年大事记》），对带不走的生活用品一概砸碎。市区未及逃亡的上万难民遭此劫难。二是焚烧房屋。日军抢劫财物后，在宜昌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6月12日焚烧怀远路、和光里，并延烧至园觉庵一带；13日焚烧滨江路、招商局及二马路和通惠路部分地区；14日焚烧环城东路、环城南路、大东门外正街、大北门正街及一马路江边一带；15日焚烧福绥路、东门及东门外一带；16日焚烧大东门及一马路上段（《宜昌抗战纪实》）。“熊熊巨火 ，达三星期始息”（《宜昌县志》，1993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仅这五天，日寇就烧毁大小房屋六七千栋”（《峡口明珠——宜昌市》，1987年《中国城市百科丛书?宜昌市》编辑组编）。“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南正街、白衣庵、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环城西路、鼓楼街、璞宝街、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屋，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宜昌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90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三是草菅人命。日军凶狠残暴，占领宜昌后乱杀无辜。仅在占领后的5天之中，被杀死的人约有数百。1941年10月8日日军血洗葛洲坝，死伤百姓达100余人（出处同上）。尤其惨不忍睹的是，日军让狼狗咬人取乐；将儿童挑在刺刀上戏逛；魔鬼般地将人的心肝取出炒了喝酒（《宜昌县志》）。四是奸淫妇女。日军占领宜昌期间，不知有多少妇女同胞惨遭奸污，有的甚至被轮奸致死，就连十一二岁的少女和70多岁的老太婆都难以幸免（出处同上）。

总之，日军占领宜昌前后，给宜昌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据《民国三十六年度武汉日报年鉴》记载：“宜昌在战时城市被破坏十之八九，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战前为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九户，十五万零六千二百零八人，全市房屋为九千七百余栋，战后仅存一千四百数十栋。光复之初，居民仅二千余人，未及两月，人口急增。”1946年5月《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记录》称：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可谓“破坏之甚，为全国冠”（《峡口明珠——宜昌市》）。

但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究逃不出失败的下场，英雄的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宜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愧是英雄的城市。

作者 刘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