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与容美土司的认同意识

　　一、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意识

　　第一，容美宣慰司宣慰使田玄对明王朝充满感激，对明王朝的遭遇充满同情，而这种同情绝非置身局外的同情，而是作为明王朝的忠实臣子的同情。这种惭愧，正是容美土司政治认同意识的最好表现。

　　第二，对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充满仇恨。

　　第三，对清政府的抵制。

　　容美土司的朝贡十分频繁，仅有记载的容美土司在明代进贡就有40次，所属椒山玛瑙长官司、五峰石宝长官司、石梁下洞长官司、水尽源通塔坪长官司分别进贡27次。

　　容美土司的这种政治认同就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中央政权的接受与服从。

　　二、容美土司的文化认同意识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容美土司对汉文化的认可与接受。

　　这种文化认同意识的表现之一是对文化人的热情，对于汉族文化名人，容美宣慰使田舜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对文化人的热情不仅表现在对到容美土司作客的文人热情，对当时的文化名人，容美土司的官员们也是倾心交往，虚心求教。

　　文化认同的表现之二是认真学习汉文化。

　　文化认同的表现之三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并以之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

　　三、茶马在容美土司认同意识中的意义

　　朝贡是容美土司对中央政权认同的主要表现之一，而贡品主要是马及当地土特产。

　　容美土司作为封闭于一隅的土司，对于藩、道、府各级官员，乃至著名文人来说，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送礼是他们得以与各级官员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手段。“经年累月”，则所需的礼物及个人的用度也就不少了。而容美土司与各级官员及文人交往时的主要礼物仍是茶与马。

　　四、认同意识对于茶马古道的意义

　　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意识使得容美土司对于朝贡颇为热衷，而热衷于朝贡直接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发展。

　　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意识也促进容美土司与各级官员的交流，而与各级官员的交流同样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发展。

　　容美土司的文化认同意识使容美土司的官员们热衷于与文人们交往，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容美土司的官员们外出拜访文人，二是容美土司把文化名流请进容美土司，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直接促进交通的发展。

　　容美土司的官员们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或是把子女们送到附近的府州县学习，或是把老师们请到土司，专门辅导自己的子女，这同样会促进交通的发展。

　　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意识与文化认同意识不仅直接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发展，也间接地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发展。

　　茶叶、马及其他土特产的生产发展了，贸易发展了，交通发展了，容美土司的经济更强大了，就更有资本与各级官员及文化人交往，就更有条件让自己的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子女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就更善于与各级官员及文化人打交道，也更容易得到各级官员与文化人的认同，这对于容美土司来说，等于是给了他们的认同意识充分的肯定、鼓励，也就会促进他们的认同意识进一步加强。

　　而进一步加强的认同意识又会进一步促进容美土司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容美土司交通的发展。茶马古道与容美土司的认同意识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

　　十四、宫自信 发言

　　渔关“源泰茶号”红茶的贸易与运输

　　宫福泰和他的源泰茶号是鄂西宜红古茶道上不容小觐的丰碑，宫福泰名圣修，字敬臣，号福泰，招牌源泰，生于大清咸丰八年(1858年)，逝世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享年75岁。

　　1860年中俄签定《北京条约》，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中俄茶叶贸易进入兴盛时，宫福泰这位渔洋关集镇上呼风唤雨的商人，及时把握时机，利用祖上经营万祥药号积累的丰厚资金及经营药材、茶叶的经验，及时转向红茶收购、加工贸易的行列，开办源泰茶号。几年之内，源泰茶号不仅在渔洋关立住脚跟，生意很快覆盖五峰、鹤峰、长阳、宜都和湖南石门等地，在省内外还设有多处办事机构，在上海黄埔区、新疆喀什、重庆民生路48号、在广洲623路128号，武汉汉口民权路78号，香港在中英街438号等开设办事机构经营红茶，开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

　　渔关源泰茶号旧址在现五峰二中处，占地百余亩，两层楼房，正厅是两个丹墀的四合院结构，西边是大厂房，楼下制茶，楼上擀茶封装，上楼修有栈道，骡马可直接到楼上装卸货物。

　　渔洋河水道总长68公里，可行小帆船，五峰县境内五公里，桥河以下进入宜都境内，为五峰境内唯一行船河道，单船可运1.5至5吨货物，枯水季节船过滩必“背浅”(用肩将船顶过滩)，以前渔洋河仅可放流木排，为了茶叶运输，光绪年间，宫福泰的源泰茶号把目光投向渔洋河，投资整治渔洋河，疏浚河道，挖通河道浅滩，炸毁礁石，在悬崖上开凿纤夫路。

　　宫葆初是宫福泰长子，生于大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1951年被杀，享年62岁，为源泰茶号最后一位总经理，当年与宜都富商敖家联姻，娶敖世玉为妻，在宜都与郎舅敖翠凤开办了“天成茶号”，在宜都现西正街186号，小地名水府庙处设有办事处，同时经营布匹绸缎，兼作染坊业务，处理渔关调运宜都的红茶业务，管理宜都口岸的红茶仓储、调运工作，同时安排了技术骨干黄足三负责“天成茶号”技术管理和红茶精制，占领了宜都红茶市场。

　　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渔洋关宜红茶达到鼎盛时期，使渔洋关有了“小汉口”的美誉，“茶工万余、骡马千匹、木船百只”就是当年写照，有骡马栈5家，客栈11家，源泰茶号的规律也达到颠峰时期。鄂西保卫战打响后，宫福泰的长孙宫斌(名在海)，放弃舒适安逸、富裕的家庭生活，毅然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就投入战场，参加宜昌保卫战。“1941年10月10日拂晓在宜昌东尽马庙高地防御战中，当时敌以其公路线被我占领，交通阻碍，仍以当阳方面增援39师团233联队之一部向我反攻，宫斌身先士卒，奋勇抵御，与敌肉博激战达6小时之久，敌死伤枕籍，宫斌身负重伤，士兵虽劝其退下休养，犹复振臂高呼，指挥战斗，卒以顽敌反复冲击，众寡悬殊，在敌步炮空浓厚火力之下，宫斌率领全体士兵壮烈成仁，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书赠“碧血千秋”匾额，并将其事迹编入抗战军民题名录，以资表彰⑩。”